5中国古代书院自治权的思考（1 / 2）

中国古代书院自治权的思考

自治权是近代大学的主要特征和必要条件的论断（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陈学飞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6.），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基本认可。有的学者通过分析欧洲近代大学的学术自治的缘起与内涵，以此观照中国古代教育机构的自治权，进而认为中国古代书院是没有自治权的教育组织。作为宋代以来公认的学术研究与传播的重要机构，书院学术创新机制是否完全与自治权没有关系呢？换言之，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书院真的没有自治权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书院的自治权与西方近代大学的自治权的异同何在？这是我们探讨中国古代书院办学性质时必须作出有效解释的问题。

一、 古代书院的自治权

书院是一种官学系统之外的教育组织，它不依靠朝廷的正式诏令而建立，其主持者、管理者都没有纳入朝廷的官学教职之中。因而，许多学者都肯定书院是一种私学教育组织，或是一种官学外的独立教育机构。正是由于这种相对的独立性，使得书院在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国古代社会中获得了有限的自治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自主创建书院

在大多数的历史时期，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创建和修复书院，以便能研究与传播学术思想。在封建中央集权体制之下，学者们很难利用官方的教育机构宣讲与研究学术，他们转而创建书院以作为研究与讲习之所，讲学成为创建书院的主要推动力。清人黄以周云：“沿及南宋，讲学之风丰盛，奉一人为师，聚徒数百，其师既殁，诸弟子群居不散，讨论绪余，习闻白鹿、石鼓诸名，遂遵其学馆为书院。”（黄以周.儆季杂著七种.史学略四·论书院.清光绪年间刊本.）

南宋大多数学术流派的代表人物基本上都曾创建或修复过书院，他们的学术生涯与书院结下了难解之缘。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不仅在其出生地福建先后创建了寒泉精舍、云谷书院、武夷精舍、同文书院和考亭书院等5所书院，而且还修复了白鹿洞、岳麓这两所闻名天下的书院，这些书院成为朱熹进行学术研究与传播的基地，其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基本上是以书院为依托建构完成的。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与其父张浚一起创建长沙城南书院，婺学的吕祖谦创建丽泽书院，事功学的陈傅良创建仙岩书院。南宋的讲学之风并未随着赵宋王朝的终结而消失，元代统治者在允许南宋遗民创建书院继续讲学的同时，鼓励和支持学者在北方创建书院，程朱理学由此而向北拓展。

明代心学虽然是以程朱理学的对立学派出现的，但其代表人物却沿用了程朱理学家研究与传播学术的方式——创建书院，并以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心学的基地。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之后，先后创建和修复龙冈、濂溪、稽山等书院研究与传播心学。王门弟子遍布各地，有浙中、江右、南中、泰州等七个学派，他们同样创建书院作为学术基地。与王阳明相互激扬的另一位心学大师湛若水在50年的讲学生涯中，创建并讲学于多所书院，以宣讲他主张的“随处体认天理”的心学思想。

满族贵族入主中原之后，虽然在文教方面加强了控制，但自康熙年间开始，学者们可以自由创建书院。在地方官吏和士绅的支持下，乾嘉学派学者创建了多所书院，汉学家阮元利用担任地方大员的便利条件，创建了专门研究与传播汉学的书院——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将其作为研究与传播汉学的基地，邀请多位汉学家前往讲学与驻院研究。

（二） 独立的办学理念

唐宋以来，中国古代的官方教育机构基本上都不开展学术研究，为科举储才是其主要职能。著名学者傅斯年先生曾经说过：“国子监只是一个官僚养成所，在宋朝里边颇有些学术，在近代则全是人的制造，不关学术了。书院好得多，其中有自由讲学的机会，有作些专门学问的可能，其设置之制尤其与欧洲当年的书院相似，今牛津圜桥各学院尚是当年此项书院之遗留。”（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的几个问题.转引自杨东平.大学精神.北京：文汇出版社，2003：21.）可见，官方教育机构的办学理念即是为科举服务。而书院的办学理念则表现出独立性，书院强调通过研究与传播儒家学术，让士人能更加全面地认识“道”，最终实现把握领悟最高哲学本体的目的，即所谓的“讲学明道”。

确立这样的办学理念是与宋代理学家的学术理想息息相关的。在他们看来，士人可以通过“道问学”的方式实现自身道德的提升，从而达到把握终极真理的境界。这样，对“理”这一中国哲学最高范畴的探索，就从自然领域转向个人内在的道德伦理修养上来了，培养个人的心性修养和道德自觉成为儒家的共识，追求“为己之学”成为把握终极真理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士人才有可能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而“道问学”的前提是更全面地诠释和理解儒家经典，将其作为提升自己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由于宋代理学家大多依靠书院来研究和传播其学术，因此他们的这种学术理想也在创办书院或在书院讲学的过程中，转化为书院的办学理念。

为践履这一办学理念，理学家们基本上都将学术研究与传播作为其书院活动的主要内容。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白鹿书院揭示》明确提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朱熹.朱熹集，卷七十四.白鹿书院揭示.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3894.）这一学规强调了讲明义理是教学的首要任务，而义理是蕴含在儒家经典之中的，需要书院学者通过潜心研究才能体悟到。这一学规此后成为多数书院遵循的办学准则，只是不同书院根据实际情况补充一些大同小异的条目而已。

（三） 管理与运转的独立性

由于书院不属于官方教育体系，有独立自主的办学理念，因此它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式与方法的运用、内部管理体制等方面都表现出独立性。

教学内容的选择与书院所尊奉的学术流派、山长的教育思想密切相关。在中国书院史上，能较好地体现书院教学内容与活动的史料是程端礼所著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它将生徒学习分为“八岁未入学之前”、“自八岁入学之后”和“自十五志学之年”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规定了必读之书和读书的次序。八岁未入学之前，要求生徒读《性理字训》。八岁入学之后，用六七年的时间学习四书、五经的正文。十五岁以后的学习内容是以儒家经典的经注、或问及本经传注为主，如朱熹的《四书集注》等。程氏要求生徒自十五岁开始，用三四年的时间来潜心学习，以掌握真正的“为己之实学”，不能抱有丝毫的功利目的。在此基础上，生徒可以看史读文，其次序是先读《通鉴》，“次读韩文，次读离骚”（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二.合肥：黄山出版社，1992：67.）然后开始学作时文。从《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规定来看，书院的教学内容是十分全面的，与官方以科举应试知识为主体的教学内容有显著的差异。

不仅教学内容完全不相同，而且书院的教学方式也与官方教育机构明显不同。为实现“讲学明道”的办学理念，书院可以邀请不同学术流派的学者前来讲学，会讲与讲会是最为典型的方式。在这些学术活动中，生徒可以平等地参与学术讨论，它不仅对学者的学术研究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使生徒也能在参与中得到启发与影响，甚至有可能因此而走上学术研究与传播之路。

以书院为基地开展会讲或学术交流成为学者们解决学术分歧、进行学术合作的重要方式。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在寒泉精舍接待了婺学的代表人物、丽泽书院的创办者吕祖谦。在寒泉精舍，朱、吕二人促膝交流、切磋问难之后，还进行了学术合作——编纂了《近思录》，目的是让初学者能更好、更快地把握北宋理学家的思想精髓。

为了使学术大师能自由地到各地书院讲学，书院往往能自主聘任山长或教职人员。书院聘任山长的主要依据是道德修养境界和学术水平，即选聘“经明行修，堪为多士模范者”充任山长。不仅学术大师可以自由地到各地讲学，而且书院生徒也能较为自由地流动，使学术交流更为便利与频繁，这是书院在生徒管理方面自由灵活的表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