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时代的英军骑兵及骑兵军刀(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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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第16轻龙骑兵团的威廉•汤姆金森(William Tomkinson),在1812年的维利亚加西/列尔瑞纳(Villagarcia/Llerena)战役中:

“那些战俘都带着可怕的刀伤,其中一些永远无法康复了。一个法国龙骑兵的头几乎掉了下来,那是由从脖子后面砍来的马刀造成的,这情形我以前从未见过。” [19]

第13轻龙骑兵团的一名军官,在1811年的坎普梅耶战役(Campo Mayor)中:

“那个法国上校(夏莫林Chamorin上校,法国第26龙骑兵团)……,被第13团的一个下士(下士罗根Logan)干掉了;这位下士先是干掉了那上校手下的一个士兵,被激怒的上校驱马冲来向下士发动攻击——这位下士骑着匹好马,并且精于剑术,而那个上校也一样——他们各自防守了几个回合之后,下士两次砍中了对手的面部,在第二次砍击下那法国上校的头盔掉了,而就在这时那位下士发动了致命的一击,几乎把他的头颅一劈两半,砍开了整个脑子,一直到鼻子的部位。”[20]

第11轻龙骑兵团的士兵乔治•法姆(George Farmer),关于1811年在瓜迪亚那河(Guadiana)边发生的一场遭遇战:

“一个法国军官在一具他同胞的尸体面前俯下身去。在刚才的战斗中那个法国佬飞快地伏在马颈上,向哈里•威尔逊的身体刺去并成功刺中了目标。我当时确信可怜的威尔逊一定会立即阵亡的,但尽管还能感觉到剑正在刺入自己的身体,他却以超人的毅力继续将视线集中在面前的敌人身上,并从马镫中站起来给了那法国佬的头部狠命的一击,把对手的铜盔和头骨都一起砍透了,那法国佬的头一直被砍开到了下巴处。我从未见过力量如此巨大的砍击。随后威尔逊才和他的对手一起落马身亡。战斗过后一个法国军官下令检查那被砍透了的铜盔,结果他和我一样对此感到惊奇,因为那头盔上的切口干净利落,简直就像是军刀砍开一颗大头菜时所造成的切口一样(诸位大概还记得英国骑兵的训练用靶吧——译者),而不像头盔两边原先留下的旧砍痕那样仅仅是一处凹陷。”

“在这种小规模战斗中所受的伤都非常可怕。对法国人来说完全由马刀造成的伤口主要是在头面部,这使得这些被砍伤的不幸的家伙面目极其骇人。其实我方伤员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但至少那些贯通伤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比砍劈造成的伤口看起来要象样一些。值得注意的是法国骑兵十次有九次会使用他们的刀尖刺击,而我们的骑兵则是使用刀刃挥砍的,以我浅陋的见识看来这要有效得多了。尽管如此,我对一个事实还是很肯定的,那就是法国人身上的伤口要比我们的人身上的恶心得多了。不过公正地说,双方受重伤的比例是差不多的。”[21]

第18骠骑兵团的乔治•伍德伯瑞中尉(Lieutenant George Woodberry),在1813年的Morales de Toro战役中:

“我自己刚刚砍倒了一个敌人。当时他的刀尖朝我刺来,我躲开了,然后狠狠砍了他的脸颊横过两眼的部位一刀,我想应该是把他的眼珠砍出来了。这样即使他没死也永远破了相。但在敌人的第一阵火力(法国炮兵)所造成的混乱中,他和其他许多俘虏都跑掉了。”[22]

接下来的两段引文所描述的是1796年式重骑兵军刀在实战中的使用。第二段引文显示了这种军刀,当然毫无疑问是刀尖经过改进的那些,完全可以和法国胸甲骑兵所使用的广负盛名的“克兰让达尔(Klingenthal,法国地名,看来当时法国有以地名来命名刀剑型号的习惯——译注)”式刺剑相匹敌。文中提到的两位英国骑兵看起来都是老练而高效的剑手,这大概能够说明他们所接受的剑术训练是卓越而完备的。

第2龙骑兵团(即苏格兰灰龙骑兵团)的查尔斯•艾华特中士(Sergeant Charles Ewart),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

“正是在那次冲锋中我夺取了敌人的鹰旗(法国第45步兵团的鹰旗,后成为英国灰龙骑兵团的团旗。在这段文字描述的场景发生之前艾华特中士已经砍倒了四个护旗手和一个执旗手——译注)。为它我和一个法国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他先是向我的下盘猛刺一剑,但我躲开了并向他头上砍去,把他砍倒了。之后一个枪骑兵向我冲来,我让那矛从右边刺过,然后砍中了他的下巴,向上直砍到牙齿。接下来是一个步兵,他向我开了一枪没打中,于是就挺着刺刀冲过来,我再一次很幸运地躲了过去并当头把他砍倒,从而彻底结束了这场争夺。”[23]

丹尼斯·迪顿的作品,描绘艾华特中士夺取鹰旗的场景,仔细观察,下文我们还会提到它

第73步兵营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在1815年滑铁卢战役中观察近卫骑兵(life guards)和法国胸甲骑兵之间的战斗:

“我注意到了一个同时被两个法国胸甲骑兵攻击的近卫骑兵,他勇敢地进行着这场不公平的战斗,一到两分钟后他在一个敌人的喉咙上刺了致命的一刀,从而干掉了一个对手。他和另一个敌人的战斗又持续了大概五分钟,然后就在那时,这位近卫骑兵的一下反手砍劈击中了他的对手,使那人的头盔和头盔里的头颅一起飞了起来。战马疾驰着跑走了,无头的骑手还笔直地端坐在马鞍上,血象喷泉一样从动脉中溅射出来。”[24]

最后是一位敌军骑兵军官对英国骑兵军刀的看法。他夸大了英国马刀的宽度,但没有夸大它砍劈的威力。

法国近卫猎骑兵团的查尔斯•帕奎因上尉(Captain Charles Parquin):

“我们的骑兵是习惯于使用刀尖刺击的,而敌人却总喜欢用他们那三英寸宽的刀身进行劈砍,因此他们的二十次攻击中十九次都会落空。不过,一旦敌人的马刀找准了目标,那就会是一次可怕的攻击,胳膊被它干净利落地砍掉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25]

八、同时代的一些评论: 拉马修为英国骑兵军刀的设计和骑兵训练的进行建立了非同寻常的一整套框架,因此如果注意到当时有许多针对1796年式骑兵军刀及其改型的的反对意见的话,你可能会感觉到很惊讶。其实这些反对的声音和当时将军们之间关于到底是突刺还是砍劈才是更有效的攻击方式的争论有着直接的关系。下面是一些当时典型的对英国军刀和军刀使用的批评。

《一个龙骑兵军官》,写于1831年:

“法国龙骑兵装备着一把长长的直剑,剑柄较重而剑身较轻,这使得剑尖毫不费力就能自然而然地抬起来,而且让整把剑握在手里既轻便又趁手。法国猎骑兵的军刀尽管没那么长并且略带弧线,但实际上和重骑兵式军刀相差并不大,它同样可以用来突刺,并且同时还非常轻巧。相形之下,英国重龙骑兵的军刀就是一把沉重、笨拙、设计不良的武器。它太重、太短、太宽、太像是我们看到过的格雷姆奥迪(Giuseppe Grimaldi,英国18世纪芭蕾舞大师,生性暴虐——译注)在舞台上砍掉一排小孩子的头时所用的家什了。而那些老式轻骑兵马刀的设计全然就是对萨克斯元帅(Marshal Saxe,十八世纪著名法国将领,著有《战争艺术论》——译注)和他设想的一种挑衅,简直就是尽所有可能照着他所建议的反面去做而制造出来的东西,我们仅能肯定的是它被当作烧火棍时的作用。”[26]

第3龙骑兵团的威廉•巴拉格上尉(Captain William Bragge)在他1811-1814年间的信件中提及1812年在维利加西亚的作战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好些法国人带着可怕的砍伤,却几乎没有人死于这些伤口,而这次侦察中却有12名英国龙骑兵在法国人的突刺下阵亡,还有一些的伤势也非常危险。如果我们的人都能够像法国人那样使用军刀的话,法军的死亡人数将三倍于现在。”[27]

这些观点和前文中所引用的11轻龙骑兵团乔治•法姆的评论形成鲜明对照。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所记录的两位刺击的支持者都是军官,而法姆却只是一个士兵,尽管他同时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28]。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不同之处。士兵们(Rankers)加入军队时往往对刀剑并不熟悉,而那些普通的青年军官们则可能在参军之前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使用武器的经验。在那个时代,每一个年轻的绅士都会被要求精通几门社交技能,包括音乐、跳舞、纸牌游戏、一些法语、骑术以及剑术。在学习剑术的时候,他们使用专门的练习用薄剑或者特意修改过的小剑(这些训练用剑是现代击剑运动中花剑的前身——译注),而这些剑的共同特征就是轻、直,有着细长的剑身并且专精于刺击。可想而知在使用这些剑的剑术教学中必然会强调剑尖的使用而轻视剑刃,这样青年军官们在军队中往往会发现他们的宽刃骑兵军刀以及上头所规定的使用它们的方法都和他们先前所接受的训练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如果要把一部分军官脑中对刺击先入为主的观念完全归于他们早年所接受的“绅士剑术”训练的结果的话可能不甚确切,但通常年轻时的经验对于以后观念的形成确实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

但与此同时也有一股完全相反的潮流存在,那就是东方式样的弧刃刀剑在当时的军官,尤其是那些高级军官和轻骑兵军官中间的流行。这些流行的式样中有土耳其式的,也有印度-波斯式的,但都被混称为“马木鲁克式刀柄”(Mameluke-hilted),因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是在埃及才真正认识这些武器的。当然了,在那之前英国人已经在印度呆了很久,那里著名的弯刀多少还是能给他们留下一些印象的。值得探讨一下的倒是这些式样的流行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呢,还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慎重选择。虽然从理论上来讲,如果使用效用没有得到证明的话它们是没法流行起来的,不过有一点是相当明显的:通常都是轻骑兵军官才会在战斗中使用东方式样的马刀,而对那些高级军官来说,很少有官方的条令阻碍他们对自己的武器进行装饰,有时几乎每一个主要的指挥官都会佩着一把有着精心雕刻的花纹的东方马刀。[29]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这些对刺和刺剑多有溢美之辞同时又对砍劈大加责难的评论虽然再三被引用,但只不过是一部分英国军官和士兵的经验之谈而已。我们可以肯定对骑兵军刀砍击作用的强调,以及这种用途的军刀的设计制造对于当时整个英国军事体系的建立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注:

[26]《一个龙骑兵军官》(An Officer of Dragoons),联合服役期刊(United Service Journal),1831年。

[27]威廉•巴拉格,《半岛印象:威廉•布拉格上尉的信件》(Peninsular Portrait: The Letters of Capt. William Bragge),SAC•卡塞尔(SAC Cassels)辑录,伦敦,1963年。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对维拉加西亚这场小规模战斗伤亡情况的相关研究并不支持巴拉格的说法。根据史密斯•迪格比(Smith Digby)的格林希尔拿破仑战争数据丛书(1998年伦敦出版),在这场战斗中英国方面共有14人阵亡,37人受伤,并不是一个很高的阵亡/受伤比。而同时法国方面却共有53人伤亡,还有4名军官和132名士兵被俘。

[28]“Ranker” 这个词在当时的英国骑兵军衔里就是列兵,这种称呼直到20世纪还有一些团队在使用。另一个词“trooper”则通常用作“军衔为列兵的骑兵战士”的简便称呼。

[29]关于高级军官对随身武器的选择倾向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例证。萨拉曼卡战役(Salamanca)的前几天,威灵顿、贝雷斯福(Lord William Carr Beresford,半岛战役中英国名将,后来的葡萄牙元帅——译注)和他们的参谋军官们在法国骑兵的突如其来的一次进攻中被发现了,所有的人都被迫拔刀出鞘并准备保护自己,而他们所佩的刀几乎都是东方式样的弯刀。威灵顿最喜欢的武器是一把印度-波斯式弯刀,刀柄正是所谓的“马木鲁克式”风格,不过包了金并且配有西洋风格的护手(knucklebow)。这个刀柄在托马斯•劳伦斯爵士(Sir Thomas Lawrence,皇家艺术学院院长,著名肖像画画家——译注)1824年为威灵顿所作的肖像画中相当醒目,至今在伦敦的阿普斯利宅邸(Apsley House,韦尔斯利的故居,现辟为威灵顿博物馆,著名旅游景点——译注)中还陈列着这把刀。

九、结语

每每提到刀术和剑术(arme blanche,原文为法语——译注)时人们就很容易将其和勇武、荣誉、激昂之类的骑士情怀联系起来,特别是当它和博物馆内、电影中、小说里所展示的那些雷霆万钧气势磅礴的骑兵冲锋联系起来的时候就更是这样了。尽管如此,我们所不应忽视的事实是,用剑或者其他冷兵器进行战斗并非什么浪漫的事情。一群手执一码长的锋利金属条的彪形大汉疯狂地冲撞在一起,人人都只想着如何宰掉对方,这种事情只有生性残忍的人才能无动于衷地去参加或者目睹。拿破仑时代和我们发展到今天的世界是不同的,尽管这是老调重弹(cliché,原文为法语词——译注),但仍然值得再一次指出。在现代战争中,轻扣一下扳机,就能杀死一个站在一码外或者是几百码外的人,轻按一下按钮,甚至可以毫不费力地杀死几千英里外成千上万的人。现代的人们已经很难去想像过去的岁月里那些必须进行面对面格斗的战士们心中的感受。在使用冷兵器进行的战斗中,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对手的面孔,你必须直接用手臂的力量去置他于死地,除了可能在战斗中当场阵亡之外,刀剑所造成的创伤足以使你残废或者在剩下的日子里让你永远带着可怕的伤痕。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法国将军杜鲁特(Durutte,法国将军,滑铁卢战役时任第1军第4师师长——译注)在滑铁卢的遭遇。当时他的师在英军的反攻下溃不成军,而他也在不远处遭到了英国Vandeleur旅轻龙骑兵的袭击,先是右手被马刀砍掉失去了抵抗能力,接着脸上又挨了狠狠的一刀,这一刀让他终身残疾并失去了右眼。不过,顽强的他居然奇迹般地从如此严重的伤势中恢复了过来,又捱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表明冷兵器所造成的伤口虽然外表可怕,但通常都比子弹和炮弹所造成的伤口来得干净利落,受损伤的组织范围较少并且伤口感染的几率也较小。因此相对于其它类型的伤口来说,刀伤比较容易恢复,也不容易发生继发性的败血症和坏疽。

高效的武器使用训练和士兵自信心的培养对骑兵部队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算过分。骑兵的战斗天生就比步兵有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和被翻盘的可能,对于一个好的指挥官来说,骑兵是一支潜在的能对敌人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战场力量,但他们作战的持久性远比不上步兵。因此,一支对他们手中的武器和使用手中武器的技术有着充分自信的骑兵部队对敌人的优势将是巨大的,不论英国骑兵在其他方面有怎样的缺陷(比如在追击溃逃敌人的时候经常会失去控制),他们的这些优势是无法抹杀的。在撒哈冈、贝尼凡特(Benevente)以及之后的一些交锋中英国骑兵似乎表现出了一种凌驾于他们敌人之上的精神上的优越感,虽然它还是有待证明的。事实上,在坎普梅耶战役过后,那些骄傲的法国骑兵就已经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在其他战场对抗其他国家的骑兵时他们表现优异,但现在,在伊比利亚半岛上,他们在面对坚强的英国骑兵时开始变得缺少信心和锐气了。这并不是因为法国骑兵打得糟糕,大体上来讲他们还是能够很好抵御英国骑兵的冲击的,比如在坎普梅耶战役中双方的骑兵就只是再三重复着互相冲锋-穿过对方队形-掉头再冲锋的动作,一直到总算进入混战后法国骑兵才不支逃跑。我想这个战例可以说明很多问题:法国骑兵很少出现一触即溃的情况,而且看起来也能很好地化解对方发起的冲锋,但是他们很多次都在之后的混战中被我们的骑兵所压倒并溃逃了。在一场混战中,马匹的优劣、团队的纪律和指挥官的水平都无法对最后的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单个士兵的骑术以及剑术技能才能左右胜负,而其中后者尤为重要。我认为,质量优良、设计精巧的军刀、精心编排的剑术训练方案、尤其是对骑兵武器充分的后勤保障是这一时期英国骑兵取得成功最主要的因素,而所有这些又都应归功于那位既富有远见卓识而同时又能做到脚踏实地的约翰•拉•马修。

在对正规军及民兵骑兵的剑术教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之后,拉马修于1797年被提升为第7轻龙骑兵团(后改编为骠骑兵团)的副团长,不过他对于军事教育学的强烈兴趣很快又把他从现役中拉了出来。一直以来他都认为有必要建立一所中央军事学校来对军官进行战争艺术的培养,尽管遭到了一些反对,他还是成功地争取到了约克公爵关键性的支持,并开始着手建立皇家军事学院(Royal Military College),这所学校稍后改名为皇家军事专科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也是今天仍然在为皇家军队培养军官的山德赫斯特(Sandhurst)陆军军事学院的前身。1811年拉马修又从该校副校长的职位上转入现役,并在半岛战争中以中将军衔指挥一个重骑兵旅,在这里他终于有机会看到他亲手设计的军刀和亲手训练的士兵在实际战斗中的表现了。在维利加西亚战役中,拉马修带领第5近卫龙骑兵团向拉勒芒(Lallemand,法国将军——译注)的法国骑兵(包括法国第2骠骑兵团、第17和第27 龙骑兵团)冲锋,打得他们落荒而逃。在稍后的萨拉曼卡战役中,拉马修又带领他那一旅勇敢的龙骑兵们发起了最猛烈的冲锋,一排排的红衣骑兵像猩红色的潮水般向敌人势不可挡地涌去,使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法军左翼完全溃败了。然而拉马修没能活着看到英国最后的胜利,就在这次史诗般的冲锋快结束的时候,在亲手用自己设计的军刀砍倒了六名敌人之后,拉马修被一颗子弹击中了下身,以这样一种无可置疑的英雄般的方式阵亡了。其实或许他还应该活得更久的,或许还应该有更多的人记住他,尤其是在他深深热爱并为之毕生奋斗的英国。

以下这段话出自1811年的坎普梅耶战场上第13轻龙骑兵团的一个军官之口,再没有比这段话更适合作为拉马修的墓志铭,以及这篇文章的结语的了:

“法国人当然是优秀而勇敢的战士,但我们优良的英国马匹,以及我们这些家伙所表现出来的高超剑术,已经使得每一场战斗的天平提前倾向了我们。”[30]

注:

[30]弗莱彻•伊恩,第141页和第130页,1999年。引自1811年4月20日的专递文件。

注:

[18] 威廉•汉中尉《在威灵顿麾下的回忆》(Reminiscences under Wellington),由SCI•伍德夫人(Mrs SCI Wood)辑录,1901年。

[19]汤姆金森,由詹姆斯辑录,《1809-1815年间一个骑兵军官在半岛战争和滑铁卢战役中的日记》(The Diary of a Cavalry Officer in the Peninsular War and Waterloo Campaign, 1809-1815),伦敦,1895年。

[20]弗莱彻•伊恩,1999年,第199页,引自1811年4月20日的专递文件(The Courier)。

[21]乔治•法姆,《轻龙骑兵》(The Light Dragoon),乔治•格雷戈(George Gleig)辑录,伦敦,1844年。

[22]弗莱彻•伊恩,1999年,第199页。引自乔治•伍德伯瑞中尉在1813年战役中的日志原稿(修复了几处缺漏的地方)。

[23]爱德华•卡顿(Cotton, Edward),《滑铁卢的声音》(A Voice from Waterloo),第六版,伦敦,1862年。

[24]托马斯•莫里斯中士,《夕拾1813、1814及1815年间的军中生活》(Recollections of Military Service in 1813, 1814, and 1815),伦敦,1845年。

[25]查尔斯•帕奎因,《军事论文集》(Military Memoirs),由琼斯翻译并辑录,伦敦,1969年。格林希尔书社(Greenhill Books)1987年重印。

参考书目

Brzezinski, Richard. Polish Armies 1569-1696 Vol. I, Osprey (London, 1987).

Bull, Stephen. “Chopping Wood” Military Illustrated 117, pp 43-47 (Feb 1998).

Chandler, David. The Art of War in the Age of Marlborough. Batsford (1976). Reprinted Spellmount (1990).

Chandler, David. Dictionary of the Napoleonic Wars,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1993).

Fletcher, Ian. Napoleonic Wars Wellington’s Army, Brassey’s History of Uniforms (London, 1996).

Fletcher, Ian. Galloping at Everything, Spellmount (Staplehurst, 1999).

Fosten, Bryan. Wellington’s Light Cavalry, Osprey (London, 1982).

Fosten, Bryan. Wellington’s Heavy Cavalry, Osprey (London, 1982).

Haythornthwaite, Philip. British Cavalryman 1792-1815, Osprey (London, 1994).

Haythornthwaite, Philip J. Napoleonic Cavalry, Cassell (London, 2001).

Hibbert, Christopher. Corunna, Batsford (1961).

Holmes, Richard. Redcoat. The British Soldier in the Age of Horse and Musket, Harper Collins (London, 2001).

Le Marchant, Dennis. Memoirs of the late Major General Le Marchant (London, 1841).

Morgan, John D. ‘The British Heavy Cavalry Trooper‘s Pattern 1796 Sword‘ Classic Arms and Militaria In three parts: Vol.8 issue no.1, pp 22-25, Jan/Feb 2001. Vol.8.issue no.2, pp 26-29, March/April 2001. Vol.8.issue no.3, pp 30-33, May/June 2001.

Muir, Rory. Salamanca 1812,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2001).

Noble, Duncan. Cut or Thrust, Military Illustrated 122 pp 37-39 (July 1998).

Nosworthy, Brent. Battle Tactics of Napoleon and His Enemies, Constable (London, 1995).

Robson, Brian. Swords of the British Army, The Regulation Patterns 1788 to 1914, Revised Edition (London, 1996).

Thoumine, R.H. Scientific Soldier, A Life of General Le Marchant, 1766-1812, Oxford U. Press (1968). 向原作者Martin Read 原译者NPLBNB 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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