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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桃符”，其实就是今人所说的“春联”，因为以前的春联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桃木板上，故有“桃符”之名。王安石有诗曰：“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说的便是：在热闹的爆竹声中，旧年的最后一天即将结束，人们祈望新年生活更美满，家家户户都忙着换上新的春联。可惜今天城市中许多商品房的设计，连贴春联的门楹都给省掉了，买副春联都不知贴哪里。

吃过年夜饭之后，宋朝的城市迎来了彻夜不眠的大年夜，“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孩子们跑到外面，绕街唱儿歌：“卖痴呆，千贯卖汝痴，万贯卖汝呆，见卖尽多送，要赊随我来。”这叫作“卖痴呆”，儿童以此相戏谑，也寄托人们希望来年变得聪明的意愿。南宋诗人范成大有一首趣味十足的小诗，描述吴中民间“卖痴呆”的习俗：“除夕更阑人不睡，厌禳钝滞迎新岁；小儿呼叫走长街，云有痴呆召人买。二物于人谁独无？就中吴侬仍有余；巷南巷北卖不得，相逢大笑相揶揄。栎翁块坐重帘下，独要买添令问价。儿云翁买不须钱，奉赊痴呆千百年。”近代广州仍有类似风俗，不过不是“卖痴呆”，而是“卖懒惰”。

除夕之夜，怎能没有鞭炮之声、烟花之色？宋代时，火药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节日庆典，人们利用火药制成响亮的炮仗、璀璨的烟花，在节日里燃放，图个热闹与喜庆。除夕夜，宫禁之内，爆竹最响，“禁中爆竹山呼，闻于街巷”。皇室使用的炮仗不但响亮，造型也非常华丽，制成人物、果子的样子，甚至做成屏风，“外画钟馗捕鬼之类，内藏药线”，点燃后可连响百余声。民间市井，也是灯烛烟花“红映霄汉；爆竹鼓吹之声，喧阗彻夜”。

我的家乡一直保留着除夕放鞭炮烟花的习俗，童年时除夕之夜噼噼啪啪响个不停的鞭炮声，是我记忆中最浓郁的年味。没有鞭炮的春节，年味该是多么冷淡。不过现在的城里人已经很难理解这样的习俗了，他们甚至义愤填膺地要求城市在春节期间禁绝烟花爆竹。今天在城市里燃放鞭炮烟花，确实会产生噪声、火患、烟雾等诸多外部性，但这些外部性是不是可以容忍、克服？而政府的“禁炮令”又是不是基于权力之僭越而侵犯了社会自发的习俗、冒犯了另一部分器重传统的市民燃放鞭炮的权利？这些，都是值得辩论的公共话题。

元日

正月初一，新年伊始，宋人谓之“元旦”“元日”，俗呼为“新年”。后世引入西洋历法，为与阳历1月1日元旦相区分，才改称为“春节”。

农历元旦这天，朝廷要举行盛大、隆重的大朝会。一大早，皇帝起身上朝，先虔诚上香，“为苍生祈百谷于上穹”。随后，皇帝给太后拜年：“元正启祚，万物惟新。伏惟皇太后陛下，膺时纳佑，与天同休。”太后回皇帝：“履新之祐，与皇帝同之。”然后文武百官向皇帝拜年：“元正令节，不胜大庆，谨上千万岁寿。”皇帝答诸大臣：“履新之吉，与公等同之。”

大宋与大辽建立邦交关系，每年元旦，两国都要互派“贺正旦使”，入朝相贺。西夏、高丽、交趾、回纥、于阗、真腊、大理、三佛齐等属国，此时也都派遣了使臣来到东京，祝贺大宋元旦。在大朝会上拜贺皇帝之后，这些使臣被安排到使馆休息，第二天（即正月初二）在各使馆赐国宴；第三日，请到玉津园参加礼仪性的射箭比赛，朝廷会选出“能射武臣伴射”，在射箭比赛中表现出色的伴射武臣，不但可以得到皇帝的丰厚赏赐，而且“京师市井儿遮路争献口号，观者如堵”，热情丝毫不减今日的粉丝们对待为国争光的体育明星。

民间更是热闹。在东京开封，从马行、潘楼街、州东宋门外、州西梁门外、州北封丘门外，以及州南一带，到处都是彩棚，销售“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抹、靴鞋”与各种好玩的小商品，“间列舞场歌馆，车马交驰”。在临安杭州，市民“不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绝。家家饮宴，笑语喧哗，此杭城风俗，畴昔侈靡之习，至今不改也。”

按照惯例，宋朝政府会宣布：春节期间，蠲免公租屋的三日房租。又放开赌禁三天，即正月初一、初二、初三这三天，市民尽可纵情赌博。许多商家也以□□、抽奖的方式销售商品：中奖了可以以低于市价的价格获得某个商品，抽不中则需以高于市价的价钱买下该商品。到了夜晚，贵家仕女也结伴出来逛街，进入赌场看人们赌博，到夜店饮宴，“惯习成风，不相笑讶”。即使是贫困市民，过年了，也要穿上“新洁衣服，把酒相酬”。

拜年也是相沿已久的习俗。“士夫皆交相贺，细民男女亦皆鲜衣，往来拜节”。宋朝出现了一种比较有意思的拜年方式——送贺卡。许多士大夫由于应酬太多，□□乏术，无法一一登门向友朋、亲戚、同僚拜年，便委派家人手持自己的“名刺”（名片）前往拜贺：“节序交贺之礼，不能亲至者，每以束刺签名于上，使一仆遍投之，俗以为常”。一些富贵人家，因为前来投刺贺年的人多了，便在大门口挂一个红纸袋，上书“接福”二字，接收各方投刺，类似于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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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生活在宋朝》，江苏文艺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