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四十二章 淮扬立言(1 / 2)
第七百四十二章 淮扬立言
跟汪士慎辩难的是三个教授,虽分别教进士、明法和明算三科,但也都是理儒转天道,然后再分的科,被汪士慎翻天印砸了一记,很快就镇定下来,拿住了这颗翻天印的另外一面。
“孔圣有言,不患寡而患不均,还言,不患贫而患不安。请问先生,这安从何来?天地之变,水火之灾,家贼、夷狄、国仇,这都是不安。治不安,需聚人财物,由此成事。成事即有权,掌权者领袖,国由此来。人无家不得繁衍,人无国不得生息,官府本就是为仁人而存,何言官府为人世大害!?”
“三人为众,众有上下,天道分立,人各有职,职也分上下。害人之人,是迷于不义之利,害人之官府,也是大义不正,以权侵利,汪兄不能无视官府之利,也不能只谈官府之害,而不分这害之本源。”
“上古先人,茹毛饮血,不是不患寡,而是只有寡,自是唯重均平。而时势精进,人更近天,物产丰,商货盛,靠的是智巧力勤。我英华所倡天人之伦,尤重人人自利,何以自利?以劳得酬!如此即有多劳少劳,劳心劳力之分,大害更在不劳而获,如偷盗,如劫掠,如欺瞒,无官府,何以制害?”
三位教授从不同角度进行驳斥,四周不仅士子们点头,民人们也都在点头,没多少人觉得天下能少得了官府,区别只是好官府和坏官府。汪士慎说官府是天下大害,听那意思是不要官府,但凡有家业有恒产的,都不会赞同。
汪士慎没说话了,他以为是皇帝先让三人驳斥了他,再来处置他。以本心而言,他对圣道皇帝满心崇仰,这皇帝几乎就是个王莽,成功了的王莽,将旧天地豁然撕裂,还华夏朗朗青天。墨学能起,也是皇帝功业,他不愿再在皇帝面前争辩。
李肆却又催起来了:“汪士慎,你也是学贯中外的,岭南各家学院里都有《官府两论》和《利唯坦》等书,你也该读过,朕不信你眼里就只有官府之害。要想墨学大兴,光靠古墨是不够的,朕也不信,你就这么被他们辩倒了,继续……”
之前两方之争,其实只是立场之争。天道派以“持中”自居,不站在哪一方,当然,天道派实际多入仕途,都认为华夏正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官府必须承担引领华夏逐潮而进的重任,其实立场更多在官府一面。
而汪士慎倡墨,则是强调读书人该站在民人一边,自然要讲官府之害。
除开华夏先贤的论述,从欧罗巴传过来的一些书籍也专门论述了……国家也好,官府也好,反正都是政权的利害合一,这些书并没有在社会上广传,而是放在学院里,供士子们参考借鉴。
实际上这些书也难以在眼下的华夏获得广泛共鸣,毕竟历史传承和文化背景,也就是所谓的“语境”差得太多,再加上翻译者的自我理解,很多概念都有了偏差。
《利维坦》所持世界观,认为物质恒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物质存在的形式又是运动。英华翻译者一读,哟,这不就是咱们所说的上天自在,上天恒在,天道恒进么?偏差就从这里开始。霍布斯是谈物质,华夏是谈上天,这上天不仅包括物质,也包括人心。而霍布斯谈运动,华夏谈天道,天道不止有物质运动的规律,也有人类社会的规律。
《利维坦》再谈到国家的“契约意志”,基于两个立论,一是自然人“生而平等”,一是协力共存,因此才将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由其统治所有人。而英华的翻译者顺手就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用上了……
《利维坦》的核心思想是反对“君权神授”,反对教皇所握教会的世俗权力,为不列颠自立于欧罗巴,为不列颠国王君权自立于罗马教廷之外张目,这背景跟华夏历史就不搭调。
看得懂的都是老东西,看不懂的也不懂,即便这本书丢到大街上,怕也没多少人捡。
对满清理儒来说,这种论调自然是违了君臣纲常的“悖逆之言”,皇帝是君父,官府是父母,这是血缘关系,由不得你选择,说这君父,这父母是万民分割自有之权而成,难道你生父还是你这儿子生的!?
而在英华,《利维坦》又显得过时而且简单了。李肆称帝,以万民之约承天命,其实就已经勾勒出了契约论的轮廓。而后的《皇英君宪》,也更直接阐明了君权的权责义务,比《利唯坦》更清晰完整。之后李肆渐渐淡出政务,政事堂逐步接过相权,皇帝与官府又正在割裂,这也非《利维坦》所能描述的状况,毕竟不列颠那边君权一直都是有限的,霍布斯此书,甚至还是在呼吁加强君权。
这本书在英华的学院里并没有掀起多大的思潮,但大多数学子却都看过,重点还不是看官府的利害合一,而是觉得这分割个体,汇成一体的“契约意志”很新鲜,未尝不是“民心”和“大义”的细致解析。
官府的利害合一,华夏先贤也早有论述,只是大多数时候将君权跟官府混淆在一起。晚明黄宗羲谈君王乃天下之大害,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因此李肆不认为,汪瞎子在读过《利唯坦》后,思想还这么僵化守旧,他希望听到主张背后的思想根基。想要墨学进学院,光立旗帜还不行,得拿出真正的干货。
汪士慎苦笑,之前的辩论,确实只是以立场切入,真正的学思根底,只能一步步展开,现在皇帝要他露底牌,他也只有硬着头皮上了。
“士慎非因不平而鸣,而是这不平既非仁道,也非天道!天生万物,有生老病死,有沧海桑田,虽有不平,却终归于平。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损不足而奉有余,非圣人不能逆。人道何以为此?那即是存着大害,士慎鄙薄,只能看到先有官府,后有工商,一并在造这大害。”
“我华夏泱泱三千年,三代以下,每朝经制都欲立千秋万载之业,每朝却都难脱三百年之劫,而安宁更不过数十年。是天命如此,要人世这般变乱不休么?非也,是人世无道!官府握人世权柄,工商掌人世诸利,人世未能行天人之道,未能天人合一的罪魁,难道不是官府和工商?而纷乱之因,难道不是它们所造之不平?”
“现今我英华官府入乡,工商大盛,小害处处可见,人心不平,如厚油覆着沸水。士慎心忧,不知大害何时将显!”
哟……
不仅那三个教授吃惊,淮扬学院山长刘大櫆吃惊,屈承朔等朝堂官员吃惊,观战士子们吃惊,李肆也在吃惊。
站在古墨的立场,先拉儒家孔圣之言,后扯道家老子之言,而分析问题的思路又用的是段老头鼓捣起来的真理学派,这汪瞎子根本就是个怪物嘛。
仔细一想,也不怪汪瞎子只有了墨家立场,具体学思要找其他家的营养。时势变迁,再起的墨学确实已经不一样了。
墨家讲“天志”,跟官儒一样,认上天为有意志之至高主宰,而上天的意志是兴利去害。天道派却认为上天的存在就是上天的意志,并不因人而变。上天有人格这种思想,很容易融汇鬼神之说,沦为邪魔道,为国中士子所不容,新起的墨家也只能向天道派靠近。
墨学的机巧之术,早被天道派的真理学一派和精工巧匠们超越了。而其关于逻辑学方面的思想,又被引进了古希腊逻辑学和现在欧罗巴逻辑学的名实派给吞噬了。而墨家原本就讲义利一体、讲非命,又被天道派以天道人道、天人之伦和天职论等学说讲得更为透彻。
墨家还剩什么呢?
自然就只剩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非乐等等立于劳苦大众立场的主张,而古墨最初行于先秦,根底思想就一个:“锄强扶弱”,后世的游侠,乃至更近代的侠义,渊源还在墨家这一脉。
但汪瞎子的言论,却不再停留在只为弱者声张的立场,而是以理性在推墨学,在反官府。因此不惜融古墨原本视之为寇仇的儒家,以及悬乎乎的道家,重新塑起一门学思,这已不是古墨,而是新墨。
场中再度沉寂,汪瞎子这番论述并非完全基于感情,还基于历史,基于现实,真不好驳。
教授们不得不退步了,你没办法驳倒人家的立场,这立场有人心大义,也是自学理探讨治世大道的正途。
“官府工商有害,君王审之,民心限之,何能因噎废食?”
“无官府,无工商,即不成国,国无余力,何以教化万民,不教化万民,如何能义利合一,互不相害?”
“天开云阔,雨水丰沛,成林之木众,草芥也受恩泽,这便是片茂林。茂林中也有病枯之叶,难道为那一叶,要舍弃整片茂林?”
教授立足于现实驳斥,周围士子民人也都纷纷点头,不能光看着倒霉的家伙吧,更多人不是正过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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