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1 / 2）

这一夜，大明宫注定是无法平静的，一夜之间皇帝和太子都不在了，这在利益纠葛的深宫之中，简直就是地震一般的境况，所有人都被牵扯其中，所有人的利益都在其中被牵绊着，任何人都逃不开。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景阳殿内，冯贵妃面色阴沉的看着面前那几个穿着官服的朝臣，巨大的愤怒，让她平日里的温婉完全消失掉了，美丽的容颜也因为愤怒而变得扭曲起来。

几个臣子互相对视了一眼，最终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站了出来，小声道：“妹妹！事已至此，是万难更改了！”

这个年轻人叫冯旭，是冯贵妃的嫡亲哥哥，在朝中担任着户部员外郎的官职，和历史上众多的外戚不同，冯旭的功名是十年寒窗苦读，一朝得中进士拼来的。

冯贵妃瞪了冯旭一眼，道：“你的意思是想要让我认命！？”

冯旭有些尴尬，道：“宋国公一言而决，崔皋，崔大人力争，都被下了牢狱，我们~~~~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

冯贵妃怒极反笑，道：“宋国公！宋国公！哥哥！你是不是打算等到李贤登基之后，就要投到宋国公的门下了，他凭什么一言而决，他是圣上吗？说到底，他不过就是我皇室养的一条狗，一条狗！这个天下是李家的，不是他杜睿的！他凭什么决定谁来做这个皇帝！”

冯贵妃入宫的时间并不算长，可是她的运气不错，尽管李承乾专宠武京娘，她还是在不多侍奉李承乾的机会当中，生下了一个儿子潞王李正。

原本武京娘强势，李弘的储位又十分稳固，这让她对李正继承皇位根本就不抱什么期望，但是皇位巨大的诱惑，却又让她怎么都不甘心就这样放弃，她在等待机会，等待李弘犯错，所以太子东宫之中，自然也少不了她的人。

李弘被害，冯贵妃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消息，这让她兴奋莫名，甚至连李承乾驾崩都被她扔到了一边，说起来，入宫这些年来，她和李承乾之间，也没什么感情可言，李承乾的心思都在武京娘的身上，她的存在不过是，为了证明武京娘不是一个善妒的皇后，而摆放在皇宫的工具罢了。

这些年来，冯贵妃对李承乾自然也是充满了怨恨，她恨李承乾，甚至巴不得李承乾早死，女人就是这样，她们得不到的东西，自然也不希望别人得到，既然她得不到李承乾的爱，那么武京娘也别想得到。

兴奋过后，冯贵妃就让自己的心腹之人出宫去见了冯旭，李弘既然死了，那么储位自然也就空了，如今这个混乱的时候，正是李正的好机会，只要能趁机将水搅浑，李正就有机会登上那张皇位，而她也就有机会成为皇太后，总算是不用再被武京娘压上一头了。

冯贵妃知道，那些世家大族虽然被打压了二十年的时间，但事实上他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翻身的机会，他们渴望恢复曾经的荣耀，渴望拥有当初的特权。

冯家虽然不是高门显族，可和那些山东士族，关陇士族却也是一个阵营当中的，豪门大族被打压了二十年，可是在朝中的影响力依然不小，很多要职都是豪门子弟在担任，力量绝对不可小视，只要能得到他们的支持，李正虽然是庶子，但未必就没有机会。

尤其是李承乾壮年而亡，武京娘绝对脱不了干系，李承乾的病情虽然被封锁了消息，可是冯贵妃还是能知道一些，至少她知道李承乾是被人下了毒的，不管这件事，是不是武京娘所为，只要把脏水泼到她的身上，就凭武京娘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就是生了一百张嘴，也分辨不清，到时候李贤自然也就没有机会继承大统了。

那样一来，李正就成了李承乾唯一的子嗣，除了立李正为帝，根本就没有别的选择。

可是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现在冯贵妃算是着实体验了一把什么叫被人从天下踹下来的感觉了。

原本以为十拿九稳的事情，现在居然被杜睿给搅黄了，这让冯贵妃如何能不恼恨。

冯旭闻言，顿时大惊失色，忙道：“妹妹！切勿乱言，如今宋国公贵为辅政大臣，大权在握，千万不可忤逆了他的意思，否则会有性命之忧！”

“哼！”冯贵妃冷哼一声，道，“笑话！我乃圣上所立的贵妃，他能奈我何！你们这些人的胆子就是太小了，眼睁睁的看着这么好的机会白白错过，活该士族被人欺负了二十年！当时你们为什么不去争，为什么不去抢，难道你们就不想翻身吗？难道你们就甘心被人这般欺负！”

众大臣闻言，也是纷纷心中苦笑不已，他们岂会甘心，士族传承数百年，一直都是华夏大地上超然的存在，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他们享受特权，荣耀已经成了习惯，如何能够甘心被人从神坛上踹下来。

对他们这些士族的子弟来说，个人的荣辱算不得什么，家族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让他们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家族被朝廷不断的打压，数百年积累下来的荣耀丧失殆尽，这才是最痛苦的事情。

天下的门阀世族都是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所形成的地主阶级中的特殊阶层。

自东汉以来，发展到现在，世家大族及大土地所有制和封建依附关系逐步发展，才有了世家大族的荣耀。

在世家行成的东汉时，由于地主田庄的崛起，世家大族在经济上拥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在政治上通过察举制、征辟制和私家传授经学，控制选官途径，形成累世经学、累世公卿的局面，甚至出现四世三公的显赫家族，何等的荣耀。

魏、蜀、吴政权都是依靠世家大族的支持建立起来的，因此其势力在三国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

西晋初年的“贾裴主，乱纪纲；裴王贾，济天下”的歌谣，形象地说明贾充、裴秀、王沈等世家大族在司马氏灭魏建晋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以说，世家大族已经能够左右封建王朝的兴废。

特别是司马炎称帝后，不得不认可世家大族世代担任高级官职和免除赋役等政治经济特权，与其共享胜利果实。

而且随着世家大族势力的发展，封建政权对他们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不得不由习惯上的传承而变为法律上的规定。

于是，魏晋之际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的封建立法，诸如曹魏的租牛客户制，孙吴的世袭领兵制、复客制，西晋的官吏占田荫客制，尤其是九品中正制从曹魏后期开始，因为中正官完全由有影响的世家大族人物来担任，而他们在品评士人时以家世门第为主要标准，遂使这项选举制度变为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工具，到西晋时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此类各项制度的实施，既是世家大族在封建政权中确立支配地位过程中取得的成果，又使世家大族的政治、经济特权通过封建立法而完成了制度化的历史进程。门阀世族制度终于在魏晋之际形成并得以巩固。

士族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有着多方面的历史内涵：政治上的累世贵显，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和劳动占有，以及文化上的家学世传，是几个最基本的衡量界标。缺乏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士族”。有鉴于此，“世家大族”这一较为宽泛和习见的概念，用以涵盖北朝时期各种不同类型的地方大族。

从东汉以至魏晋最基本的统治势力就是地方大族，由地方大族中孕育出来的两类人物构成统治阶级中的当权分子。一是以强宗豪族为核心的地方武装集团，就是堡坞主，当晋末乱时，这种地方武装在北方普遍建立；二是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熟谙封建统治术的士大夫。二者也常常合而为一，即以士大夫而兼为堡坞之主。

北朝的世家大族，大体可以划分为两类不同形态，即以宗族为根基、以武力为特征的地方豪族，和以官宦为标识，以文化为特征的名家大姓。一般说来，地方豪族大多掌握着一定数量的依附人口，拥有一定规模的宗族武装，在地方保持着一定的社会影响力。除个别成员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或居乡为豪，或出任县令、郡守等地方官吏以及主簿、功曹等地方属佐，其家族成员一般不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多以武干见长，因豪侠知名。由于宗族和地域的限制，他们的势力多局促于本贯，尚未突破乡里的界限。北魏初年活跃于旧燕故地的“群盗”、北魏后期的青齐诸豪，多属于这一类型。

比较而言，名家大族的地域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郡望只是其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的标志之一。这些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政治才干，凭借自身的家学与门第，能够较为顺利地进入王朝上层统治圈，成为当朝辅望或封疆大吏。他们的政治势力与社会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地域的局限，而有一种普遍化的倾向。北魏分定姓族后的“四姓”家族，正是这种类形的典型体现。

北朝的地方豪族与名家大姓在经济利益、政治地位、文化水准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基于这一背景，两者在王朝政治中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在一般情况下，囿于地域与文化的局限，地方豪族对于自身在乡里的势力和影响更为关注，尽管他们的存在从客观上阻碍了王朝对社会基层的控制，但他们在主观上却一般不具备明确的政治目的。在更多的历史时期，他们只是作为一种社会的、经济的存在，往往游离于王朝政治之外，或为其他政治势力所左右。

相对而言，名家大族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与王朝现实政治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具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家族的前途和命运与王朝的成败兴衰密切相关。基于这一背景，他们常常卷入王朝上层的政治纠纷与权力角逐，构成一股**的政治势力。

当然，有关地方豪族与名家大姓的区别只是对于北朝世家大族的一种概念上的划分，二者间的界线并不十分严格。地方豪族通过一些特定的历史机缘可以上升为名家大姓，而名家大姓如果数世官宦不达，也有可能沉落为地方豪族，事实上，这种门第升降的过程自汉魏以来便一直持续不断地发生着，这也是士族社会中一种具有规律性的普遍现象。

作为地方豪族，他们往往不满足于既得的社会与经济利益，渴求政治上的显达。赵郡李孝伯三辟功曹不就，谓“功曹之职，虽曰乡选高第，犹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月余辞官，曰：“州郡之职，徒劳人也。”；渤海高翼为山东豪右，赞其子高昂曰：“此儿不灭我族，当大吾门，不直为州豪也。”

总的说来，名家大姓多在不同程度上兼有地方豪族的特征，即在入居显宦的同时，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自身的土著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名家大姓是地方豪族发展的一个较高层次。

魏晋之际是士族社会逐步发育成熟的一个历史时期，也是中古门第确立的一个关键阶段。就北方的情况而论，地方大族的发展状况并不均衡，在众多的“新出门户”中，河南大族的比例很高，以玄风相扇，以官冕相尚；而河北大族中，除范阳卢氏、清河崔氏等个别家族进入上层统治圈，成为名家大姓外，多数大族尚未发育成熟，时人每言“河北少人士”，“每以三品为中正”。

永嘉之乱以及五胡在中原的统治改变了中古社会的历史走向，也打断了北方大族固有的演进过程。在这场空前的社会变乱中，作为北方世家大族的两个不同类型，地方豪族与名家大姓的政治动向不尽相同。

永嘉之乱后，晋室迁祚，中原板荡，大量地方豪族聚集乡曲，结坞屯堡，以为自存之计。但是，出于各个豪族所固有的地方利益，他们之间很难结成统一有序的政治与军事联盟，坞主间“各以诈力相攻击”。祖逖北伐所面临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设法弥合北方坞主间的矛盾冲突，协调行动，共御石赵。以分散的宗族武装，很难长期抵御精悍的北方胡骑。因而在北方局势粗安的情况下，胡族政权的策略逐渐由杀戮转为招抚时，大量地方豪族纷纷放弃抵抗，接受胡族政权的羁縻，出任地方守令，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基层组织的主要维系者。当然，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也为一些豪族的上升提供了广阔的政治空间，勃海封氏、渤海高氏、以至于赵郡李氏等家族在魏晋时期寂无人物，均不是什么特别显赫的门第，但通过十六国时期的积累与发展，在北朝都进入了名家大族的行列。

与一般地方豪族不同，北方地区的名家大姓出于自身的门户渊源和文化背景，从八王之乱开始即被卷入西晋上层统治集团的争斗与倾轧之中。在这种历史惯性的作用下，大姓名士采取结坞守境者并不多见，他们往往与胡族统治集团的上层发生更为直接的联系。

石赵政权中，河东裴宪、渤海石璞、荥阳郑系、颖川荀绰、北地傅畅、中山刘群、清河崔悦、范阳卢谌等名士，均见擢用终至大官。

前燕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奕，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胡母翼、鲁郡孔篡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

名家大姓与胡族政权在政治上的结合保持了家族与门第的延续，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身的发展轨迹。面对杀戮、强制迁徙等潜在威胁，他们不能不对自身作出一些必要的调整以适应恶劣的社会环境。在一段时期内，他们与土地、财产的结合并不十分紧密，却更为注重社会伦理的维系，维持严格的礼法家风和良好的社会声望；注重文化传统的保持，经学继世、父子相承。政治环境险恶时，多采取冲退避世的方式，待价而沽；时机成熟，则出仕以试祸福。

经过了发展的世家大族，例如北魏“四姓”是孝文帝根据汉魏以来汉族士人以婚宦品评门第的传统而建立的一个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外戚婚姻集团。崔、卢、郑、王得以成为“四姓”不仅仅由于他们显赫的“魏晋旧籍”，更是缘于他们与权臣李冲的特殊关系及其与帝室的联姻。太和改制后，一个以王室为轴心，以婚姻为纽带，包括汉人“四姓”和代人“勋臣八姓”在内的政治性婚姻集团逐步形成，新的门阀秩序得以确立，深刻影响了北魏后期政治，在政治上拥有着超然的地位。

世家大族的高度文化素养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力是其参与王朝政治的必要前提，但这种巨大的政治潜能不能自动地转化为现实政治权力，必须通过一些必要的渠道和途径，相对于一个以强大武力为后盾、以胡族身份入主中原的北魏政权就更是如此。基于上述原因，世家大族在北魏政权中的显达必须以获得皇权的承认以及对皇权过分紧密的依赖为代价，因而使自己在复杂的政治纷争与社会变乱中失去了必要的缓冲。

由“改降五等”和“分定姓族”所确立的王权体制和门阀秩序包含着许多内在矛盾：作为贵族的最上层，宗王的权力不仅没有受到限制，反而在一定时期内有所加强；由国家以法令的形式确定门第的高低，这本身是一种确定贵族的手段，而在法令的实施过程中，又贯穿着汉魏以来士族的标准和传统。制度上的内在矛盾导致了北魏后期的政治危机，前一方面的问题促成了“六辅”佐政的破产，后一方面的问题则引发了北魏后期的文武之争。

孝文帝临终所顾命的“六辅”之中，除王肃、宋弁外，均为元魏宗室，表明太和之后，异姓王公的势力已被基本排除出中枢政局。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彭城王勰、高阳王雍、京兆王愉、清河王怿在政治上也相当活跃，以“六辅”为代表的宗室势力达到极盛。但是作为鲜卑贵族的最上层，宗王政治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皇权政治。宣武帝一朝，由于鲜卑异姓王公势力的削弱，君主与宗王间的矛盾上升为政治.斗争的主要方面，政争的结果，是宗王势力受到极大削弱，皇权得以**运转；但帝室的离心离德，也使得皇权失去了有力的武力支撑，在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面前束手无策。在魏末政争中，外戚、宦官、汉人大姓、鲜卑武人纷纷卷入，政局多变，中枢权位游移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