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章 无恤问政（1 / 2）

我不知道无恤是从哪里得知了孔丘的言论，但刚刚那一句“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说的是，君主统治民众，驱使他们去做事便是了，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则没必要告诉他们。这句话很自然地让我联想到了当年晋国铸刑鼎时孔丘说的那句——“晋其亡乎！失其度矣。”

孔丘说，民众懂了刑法准则就失去了“刑不可知，威不可测”时对贵族的敬畏。这两件事连在一起看，的确会让人怀疑孔丘平日里虽然宣讲要爱民、教民，实际上，他主张的却是愚民，让民众不知、不察、不乱。

哎，也难怪那卫人会说无恤不恭，第一次拜访孔丘，他居然就拐着弯地骂孔丘虚伪。

不过，孔丘听了他的话去没有丝毫恼怒，他笑着制止了那名暴怒的卫人，转头对无恤徐徐道：“世人之智有高低上下之分，若上位者每每施政，必先家喻户晓，强迫不识字的庶人也要深晓每条政令背后的缘由和意义，那不仅没有好的效果，反而会混淆民众的耳目，迷乱他们的心思。丘以为，若想与民知，必先用礼乐教化他们，让他们懂得学习。假以时日，如果耕地的农人，伐木的樵夫都能像你一样在心中思考一国长治的方法，那丘相信，那时即使没有人告诉他们政令背后的深意，他们自己也能通晓一切，出仕论政了。”

“夫子是说庶人只要学礼也可出仕为官与上位者同室论政？”方才那言行激动的卫人忍不住往前挪了几步。

“然也。”孔丘捻须点头。

“那夫子为何又说晋要亡国？”无恤思忖片刻又问。

“教民识法当然不至亡国，卿族争斗不施德政才会使晋亡。当年丘有此言时，晋国正值六卿内乱，民不聊生。鼎乃国之重器，赵鞅把范宣子所著《刑书》铸在了铜鼎之上，就意味着晋国把刑法放在了礼义道德之上。执政之人不施德政反而用刑法来威胁黎庶，这才是亡国之道。”

“亡国之道？”无恤眼中的冷漠终于因为孔丘的一句话漾起了波澜。

“夫子之意是说德治好过刑治？”我施礼问道。

“然也。”

“但弟子听闻，施政有宽猛之分。用道德礼义治国必然‘政宽’，用刑法来治国必然‘政猛’。昔日郑国子产大夫首铸刑书，使民知法度，而郑人安居乐业，且作诗来颂扬他。他离世后，大夫游吉在郑国施以德治宽政，反而使郑国匪盗横行，黎庶怨声载道。如此看来，猛政岂非优于宽政，而刑治优于礼治？”

“非也。”孔丘摇头笑道，“子产之政不同于六卿之政。子产大夫虽也铸刑书，但他却是以刑治辅德治。子产大夫性仁爱民，是以郑兴。若施政者不施德治而滥用刑责，那只会动摇国之基础。”

“譬如齐国？齐君不仁多用酷刑才致陈氏乱国？”

国之基础便是一国之民。齐国多酷刑，齐景公在位时，齐国市集之上卖假脚的人比卖鞋的人还要多。人们不缴纳赋税就会被砍去腿脚，而陈氏一族正是从那时起处处施恩于国民，以致后来公室民心相背。莫非齐国之乱，自那时起便埋下了祸端？

“然也。”孔丘看了一眼子贡，点头笑道，“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1）。”

原来，君主施政竟有如此复杂而巧妙的道理……

孔丘的话仿佛在我心中打开了一扇未知的窗户，我不假思索又问：“夫子，前日弟子与义兄途径费邑，费邑亦盗匪猖獗，一月死于道上者二十有一。如此境况还能实行宽政，以礼治邑吗？”

“费邑之患皆由苛政而起，若欲除患必先废止苛政。”

“夫子所指的可是季孙氏在邑内所行的用田赋？”

孔丘微微一笑。这时，在座的四个卫人便向孔丘询问起了季孙氏所颁布的用田赋。孔丘耐心解释，众人激烈讨论，只有无恤自始至终都紧蹙着眉头。他坐在孔丘面前，坐在众人之中，但他好像完全没有听见我们的话。倒是我时不时会从他口中听到刑、德、宽、猛几个字。

无恤的神情孔丘自然都看在眼里，在众人讨论的间歇处，他突然抬手对子贡道：“赐，到架子上取《乐记》第三卷下来。”

“诺！”子贡连忙起身，站在矮几上取来了孔丘要的书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