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节天津教案(1)(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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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节天津教案(1)

发往各省的上谕,第一个看到的是近在畿南的胡林翼,实在是听到。胡林翼事必躬亲,加以写字看书之外,还要围棋一局,目力大伤,右眼已到了昏门g不能辨物的地步,而且他的脾胃不建,吃不来油腻,每天只是进以很简单的青菜,有时候甚至是枵(音消)腹从公,经他的家人幕友力劝,也只好多多闭目静坐,一切公事,都是幕友念给他听。

听到朝廷选肃顺为接任的直隶总督,胡林翼瞿然动容,睁开眼来,“肃雨亭要来?呵呵……这倒是个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消息呢”他笑了几声,“听了这个消息,我好象目中浮翳一去。”

“这事原在意中。”他的幕友,名叫刘锡鸿的说道。“学生认真疏爬,大清各省督抚,汉人倒占了十成中的九成,咸丰十五年的时候,端王、怡王等人上奏折,请皇上多加启用旗人,虽然给皇上驳了,但总也不是长久之法;更不必提京畿重地,非心腹……”

胡林翼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这样的事情再说下去,就太过犯忌讳了。“虽在意中,还是难能可贵。相形之下,我应该惭愧。”

胡林翼已引咎自责,幕友们就不便再谈这件事了。接着再念别的公文,然后又念各处的来信。第一件是陈宝箴从夔州寄来的,有人参了四川总督崇实一本,说他贪黩,凿凿有据。恭王碍于皇帝的关系,不能认真,但又不能不办,几经斟酌,奏请派湖北巡抚陈宝箴就近查办,因为陈宝箴最会做官,一定了解其中的奥妙,会替崇实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且湖北靠四川以盐课接济,每年有上百万银子之多,以‘公谊’来说,陈宝箴亦不能不替崇实遮盖。

由于往返需要四、五个月,所以陈宝箴是奉旨‘带印出省’的,舟车所到之处,就是巡抚大人的行署,照样有全班幕僚替他办理文牍。这封写给胡林翼的信,除了问候以外,便是替崇实解释。念完一段,胡林翼摆一摆手,示意暂停,他要把陈宝箴的话,先辨一辨意味。

在平常,这些信是不容易为幕友看到的,陈宝箴的言外之意,也只有他一个人在心里体会。现在既已公开,不妨进一步谈一谈,于是他喊着刘锡鸿的号问:“叔耘右铭未到成都,似乎已经成竹在xiong,照你看,他这些话,何必先告诉我?”

“这也是尊重师门的意思。而且……,”刘锡鸿苦笑道,“少兄的处事,大人深知,何劳下问?”

胡林翼点点头,心里在想,陈宝箴常常有话自己不肯说,善借他人之口,这封信的意思,是要自己先为崇实辩白几句,为他将来替其开脱作伏笔。此事不急,摆着再说好了。

“再念下去。”他说,“还有什么?”

刘锡鸿继续往下念陈宝箴的信。信中谈到四川酉阳州的教案,朝命陈宝箴就近查办,已有和平了结的希望,他特为告诉胡林翼,也就是期望师兄对他支持。胡林翼以大学士兼领直督,国家重臣,且又近在京畿,朝廷遇有大政,亦往往咨询他的意见,如果问到酉阳州的教案,有了陈宝箴所提的办法,他就易于作答了。

听完信,胡林翼不胜感慨地说:“洋务不难办,难在办教案,教案亦不难办,难在自己人的意见太多。”

这已是含蓄的话,意见太多四个字,实在是指瑞常之流,那班天下之大,不知中国之外,还有外洋的道学先生,是真道学也还罢了,特别是徐桐那班听见洋字便要掩耳疾走的假道学。}刘锡鸿和他在胡林翼幕府中的同事,通达的居多,这时便因为胡林翼的感慨,引起了一番冗长的议论。

教案之起,由来已非一日。康熙初年,天主教盛极一时,这是因为圣祖的祖母孝庄太后,就笃信天主教,她的教父是个德国人,华名叫做汤若望,明朝天启年间到中国来传教,由徐光启的举荐,入翰林院供职。崇祯二年五月初一日蚀,用大统历、回回历推算时刻,统通不准,只有徐光启用西法推算,有如预见,于是特开历局修新历,由汤若望参与工作。他又会修火器,所以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逼近京师,辅臣李廷泰督师剿贼,特地把汤若望带入军中管枪炮。

入清以后,汤若望一面传教,一面做官,做的就是专门掌管天文历法的钦天监监正。孝庄太后和世祖母子对他极其信任,圣祖能正储位,就因为汤若望一句话,说他已经出过天huā,可保无虞。顺治十八年,世祖因出痘驾崩,越显得汤若望有先见之明。因此,圣祖对他亦异常尊信,修明历法,提倡天算,天子躬亲倡行。这也就是天主教能在中国大行其道的缘故。

到了世宗即位就不对了闽浙总督满保首先于雍正元年上疏,说“各省起天主堂,邪教偏行,闻见渐淆,人心渐被煽惑,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人员外,余俱安置澳门。天主堂改为公廨。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

世宗准了满保的奏请,给了半年的限期来迁移,同时命令沿途地方官照料。这还都是因为圣祖崩逝未久,他仰体亲心,格外宽厚之处。到了雍正三年,更严禁入西洋教,这个禁令,过了一百二十年才撤消。

道光十九年发生的鸦片战争,先胜后败,结果订了赔款割地的《江宁条约》,开广州、福州、厦门、宁bo、上海‘五口通商”这‘五口通商事务’由两江总督兼理,兼授的官衔,称为‘南洋通商大臣’。

英国人一心想通商,法国人注重在传教。道光二十四年,在黄埔的一条法国兵船上,签订了三十五条的《中法商约》。接着,法国公使克勒尼,向两广总督耆英提出交涉,要求取消雍正三年的禁令。耆英据情转奏,礼部议定,准在五个通商海口,设立天主教堂,但‘不许jiān诱妇女,诳骗病人眼睛”洋教士为人治病,有时会动刀,所以民间有洋人挖眼睛的传说,朝廷亦信有其事,因而特别申明约束。

自此以后,信教的人渐渐又多了,此辈被称为教民,教民只知上帝,不祀祖先,此事从士大夫到老百姓,无不深恶痛绝。忘本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可得而诛,同时教民中亦难免有莠民,仰仗洋人势力,欺压乡里,益增民教的仇恨。小则群殴,大则杀教士、烧教堂的教案,层出不穷,没有一个地方官听见教案二字不头痛。

到了咸丰二年,朝廷设立总署衙门,开始正式展开和洋人的交往,由恭王出面所订的条约,准许大清臣民自由信教,法国教士得在各省租买田地,起造教堂。这一来,‘教案’越多,朝廷一力推行新政,仰仗洋人之处甚多,也不敢再跟洋人起衅,同时条约中又规定地方官‘滥行查拿’教民,须加处分。因此,遇到‘教案”总是教民占上风。民教相仇,积渐成了难解难分之势。

眼前就有贵州遵义和四川酉阳州两起,迁延日久,使得法国公使恺自尔无可忍耐,竟自称‘外臣’上奏,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居然亦为他代递‘外臣’的奏折。两国的交涉,变成内部的纠纷,好象部院之间,各有主张,唯待军机议奏,皇帝裁决。为此,把文祥气出一场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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