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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与中国知识群体的精神历程——《光明日报》“光明讲坛”（总第一期）

开栏的话

共享思想的盛宴

讲坛是大师传道、授业、解惑的场所，古有孔子收徒讲学，存有《论语》；西有苏格拉底设坛答问，留下《对话录》。www.Pinwenba.com《光明讲坛》愿借先哲之遗风，聚天下之名士，讲文化之命题，演时代之故事，解大众之疑惑，觅济世之良方。

盛世兴学。承蒙创新时代之感召，广大读者之期盼，以文化为品格的《光明日报》设坛，责无旁贷。讲坛不求标新立异，但寻实事求是。祈愿思想灿烂，又望文采熠熠。双周一期，周四出版。

主持人语：今天是令人兴奋的日子，“光明讲坛”正式开讲。自古以来，不论私塾、书院还是今日大学，先师们传播了卓越的思想和丰富的知识；学生们培养出高尚的品格，担起了社会责任。我们今天介绍的蜚声中外的岳麓书院就是典型的范例。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正是从这里走向了历史舞台，成为中华民族的栋梁。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先生来做第一讲，他演讲的题目是“岳麓书院与中国知识群体的精神历程”。

“光明讲坛”第一讲由我来讲，我感到非常荣幸。在中华大地上，有一所古老的学府，从宋初开始办学，延续至今，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千年学府。在这所学府里，经一代代书生苦心经营，使它成了中华民族优秀人才的摇篮、学术思想文化创新的基地。

在中华民族遭受苦难之际，这里走出了谭嗣同、陈天华、黄兴、蔡锷，倡导最前沿的思想文化，推动社会变革；当国家发生“天崩地解”式的剧变关头，这里站出了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民族和国家的栋梁。

这就是世所罕见的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为何能绵延千年办学不绝？一代代书生在这里倡导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它又怎么样以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体现出中国知识群体的精神历程？

听讲提示：北宋初期成为书院

据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智璇等两个和尚，推崇儒者之道，割地建屋，购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将它扩建为书院，于是岳麓书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高等学府。咸平二年（999年），潭州太守李允则重新扩建书院，使岳麓书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咸平四年，他上奏朝廷为岳麓书院修广舍宇，并请得了国子监的典籍。李允则的扩建，标志着岳麓书院讲学、藏书、供祀三个组成部分的规模已经形成，同时包括学田设置的开始，从而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

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周式任岳麓书院山长。周式办学成绩卓著，闻名天下，故在大中祥符八年受到了宋真宗的召见。周式学行兼优，真宗要任命他为国子监主簿，留在宫中讲学，但他无心留在朝廷做官，坚持要回岳麓执教。真宗为其精神所动，只得答应他的回山请求，赐给其内府书籍，并书“岳麓书院”匾额。

北宋后期，岳麓书院在地方教育体制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被纳入到了“潭州三学”的教育体制之中。《宋史·尹谷传》、明代所编《岳麓志》中有“三学”的记载。所谓“三学”，即指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三位一体，分成三个等级，学生通过考试，以积分高下逐级安排升舍。官办州学学生考试成绩优良者可升入湘西书院，最高者方可升入岳麓书院。岳麓书院成为“三学”中的最高学府，反映了它在教学水平、教学质量方面，已高居于州学之上，这是它能够延续900多年办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从北宋开始，它名副其实地成为地方的高等学府。

听讲提示:处于北宋书院之首

在朝廷和各级官府的支持下，北宋书院蓬勃兴起，并产生了一些全国著名的书院，如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和应天书院等，后世遂有天下“四大书院”之称。其实北宋著名书院不只四所。因而对哪些书院该列入“四大书院”，众家说法不一。但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各人说法不一，惟有岳麓是诸家共推。从历史渊源、发展规模以及办学成效讲，岳麓书院确已处于北宋书院之首。

南宋是中国书院制度的成熟、繁荣时期。南宋书院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理学思潮和书院制度的密切结合。理学是一种哲学化的儒学，理学家们为了振兴儒家思想，建立了一个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并吸收佛道两教宇宙论和思辨方法的理论体系。理学家们利用书院作为自己的学术基地和教育基地，使书院得以蓬勃发展。岳麓书院在南宋走向鼎盛，也是与理学思潮的相互影响分不开的。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刘珙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开始修复岳麓书院。岳麓书院修成后，由张栻主持书院教事。张栻，字敬夫，号南轩，四川绵竹人，和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他为这次重建岳麓撰写了《岳麓书院记》。他主教书院之后，除了继续实现其教育功能外，又增加了学术研究的功能。在教学过程中，张栻和学生一起讨论学术上重要的疑难问题，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

与此同时，其他学派的学术大师也在岳麓书院展开学术会讲。当时湖湘士子闻风而动，纷纷来此研习理学，形成了一个学术主旨接近、且有一定规模的湖湘学派，在南宋政治界、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成为闻名全国的理学基地，为理学思潮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成为湖湘学派的基地后，它的办学规模、成就和影响均进一步扩大，并发展到了它的全盛时期。

听讲提示：朱张会讲开创不同学派在书院会讲先河

南宋岳麓书院的蓬勃发展，还与另一位著名理学家朱熹的讲学联系在一起。朱熹来岳麓书院讲学有两次，一次是乾道三年的朱张会讲。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不远千里从福建崇安启程，至九月八日抵达长沙。朱熹当时就是一名颇有名望的学者，来听讲学的人很多，盛况空前，开创了岳麓自由讲学的风气，这次岳麓会讲开创了不同学派在书院会讲的先河。另一次是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到潭州，在任期间，他着手振兴岳麓书院教育。朱熹兴学岳麓，对书院影响最大的举措是颁布“朱子书院教条”，使岳麓书院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学规。

元代，岳麓书院仍在绵延办学。岳麓书院的教学体制恢复后，由朱熹、张栻所奠定的文化教育传统也得以继承和发扬。明代岳麓书院教育还有进一步发展，规制更加完备。尤其是明中叶以后王守仁及其弟子们纷纷来岳麓书院讲学，他们所倡导的心学思潮对岳麓书院的学术、教育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听讲提示：清初更多地得到官方的支持

清代是中国书院的演变、普及化时期。清初，岳麓书院更多地得到官方的支持。因此，书院的院舍建设、经费收支、管理体制等方面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完善。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春，康熙所赐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遣送到岳麓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发布上谕，扶持一些省会重点书院，称之为“省城书院”。岳麓书院名列其中，进一步确立了它作为湖南地方高等学府的地位。乾隆八年（1743年），乾隆赐御书“道南正脉”匾额，以表彰书院传播理学之功。

清代岳麓书院不仅受理学传统的深刻影响，还受经学传播的影响。乾隆以后，由于乾嘉学派的影响，一些从事诂经考史的经学家主持书院，他们在岳麓书院研究和传播经学，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同时反映了清代的学术特色和成就，使岳麓的学术风尚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经学家王九溪主院，很注意培养学生“通晓时务物理”和诂经考史的务实学风。道光时，更有湘水校经堂设置，它不课时文，专习经史，成为岳麓书院的一个组成部分，开辟了经学研究的基地。

听讲提示：从古代岳麓书院到现代湖南大学，证明中国有着绵延不绝的高等教育发展历史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中国进入社会急剧变革的近现代，中国的教育体制也处于不断变革的过程中。后来，遂有废书院兴学堂、废学堂兴学校的不断变革发展。晚清以后，具有悠久办学历史的岳麓书院面临变革学制的重大转折。从1903年至1926年的20多年时间里，发生了“岳麓书院——湖南高等学堂——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的学校更替，终于完成了从古代书院到现代大学的学制变革。从古代岳麓书院到现代湖南大学，既反映出教育体制变革的必然趋势，又充分证明中国有着绵延不绝的高等教育发展历史。

辛亥革命后，湖南政界、文化教育界就有不少人士考虑在岳麓书院办学的基础上创办湖南大学。如1912年湘督谭延闿就有此想法。1916年筹办湖南大学的呼声更高，湖南教育界著名人士胡子靖、杨昌济、杨树达、刘宗向、易培基等大力提倡，有关当局同意成立湖南大学筹备处。筹备处设于岳麓书院内，并接管了高师留下来的所有图书设备，由教育家杨昌济主持筹备处工作。杨昌济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对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有深刻的理解和切身的体会。他1913年留学归来，即开始酝酿创办湖南大学。他还专门写了《论湖南创设省立大学之必要》，提出在岳麓书院原址创设省立大学，既可以延续岳麓书院千年办学的历史，也可以充分利用高师的校舍、图书、仪器等。杨昌济等教育家、著名人士的呼吁对岳麓书院千年办学的延续，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926年2月1日在岳麓书院原址上正式成立省立湖南大学。湖南大学仍以岳麓书院为校本部第一院，先后扩建第二院、科学馆、图书馆、工厂、宿舍等，在校学生规模有500人左右。1932年，胡庶华担任校长时，将岳麓书院的石刻院训“忠孝廉节”和“整齐严肃”列为湖南大学校训，胡庶华对其中一些作了新的解释。另外，胡庶华校长亲自撰写的《湖南大学校歌》中，也明确表示湖南大学是“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既要求继承岳麓书院千年办学的传统，又要求学习欧美文化教育的优长，反映了湖南大学作为一所既有传统继承、又有创新发展的现代大学的特点。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9月长沙市军管会接管湖南大学，首任校长为李达。1950年毛主席手书“湖南大学”额，标志着湖南大学进入新的历史时代。现在的湖南大学校区以岳麓书院为中心而得到迅速的发展，已经发展成为一所理、工、文、管、商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湖南大学继承了岳麓书院千年办学的优秀传统，成为一所既有千年历史、又在国际国内享有一定声望的现代新型大学。

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的凝聚

岳麓书院所凝聚的中国传统教育理念十分丰富，这里只能例举其中几项：

1 人格培养的教育目标

听讲提示：中国传统教育一方面将教育价值定位于建立和谐的社会群体；另一方面强调理想道德人格的培养

中国的传统教育一方面总是将教育价值定位于建立和谐的社会群体，强调“明人伦”的教育宗旨；另一方面又认为和谐社会的建立依赖于道德完善的个人，故又强调理想道德人格的培养。而且，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的鲜明特色，就体现在道德人格的培养。在中国古代教育哲学中，从来不把知识传授作为首要目标，而总是将教育的根本任务放在人格培养上，强调从日用伦常的规范礼仪中获得“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自由，主张通过个体的道德修养达到“与天地合其德”的崇高精神。在奠定岳麓书院教育传统的重要文献、并刻写于书院讲堂的宋代教育家张栻所撰的《岳麓书院记》中，就表达与奠定了道德人格培养的教育目标。张栻强调，岳麓书院的教育宗旨是“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至于这种“人材”的标准，张栻强调了其内在人格的精神力量，他说：“仁，人心也，率性立命，位天地而宰万物者也。”张栻相信，只有充分扩充、发展自己的主体道德意识，才可以建立一个和谐、完善的社会秩序。这种重视培养人格的目标，不仅形成为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而且也是整个书院的教育理念，以后一直受到历代教育家的推崇。

张栻强调这种理想人格应该能“传道济民”，也就是说，这种人格的价值实现包括两个方面：内在的自我价值和外在的社会价值。人格实现首先包含着内在的方面，诸如人的内在潜能、道德本性、自我实现等方面，书院教育的目标就是要使每一个受教育者能够表现出人性的潜能，使道德自我日臻完善并促成内在人格的完成。另一方面，道德人格必须完成外在社会价值的实现。任何个人是不可以脱离社会群体而独立的，相反，他必须在社会群体中才能真正获得自我实现。所以，朱熹、张栻等理学家强调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必须有一致性。这样，才能将“内圣”与“外王”、“明德”与“新民”、“正心诚意”与“治国平天下”统一起来。这既是一种外在社会价值的实现，同时也是一种内在人格价值的实现。

听讲提示：最大成就是培养出大量有道德人格的人才

岳麓书院办学千年，其最大成就，就是培养出大量具有道德人格的人才。岳麓书院的主教者们，力图使书院能够成为一所塑造和培养高尚道德人格的场所，培养出具有崇高精神的理想人格，能达到“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无穷”的精神境界。纵观岳麓书院千年办学历史，曾涌现出无数忠贞不屈、浩然正气的爱国志士、豪杰君子，他们保持灵魂高洁，崇尚真才实学；他们努力追求知识与真理，勇于实事求是；他们能够在战场上流血横尸，为民族尊严和大众利益，他们乐意服从真理和良知，敢于抵制外辱与邪恶；他们依照自己的道德理性作出价值选择，绝不使自己成为声名利禄的奴隶。

2 务实的治学精神

在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中，“务实”、“求实”是一个衡量知识价值、治学方法、优秀人才的重要标准，是一种很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教育理念、学术传统。那些具有学术追求、教育理想的知识群体总是要激烈地把批评学界经常出现的“空谈”、“虚学”，而张扬“明体达用”、“实事求是”的实学教育的精神。

岳麓书院在千年办学过程中，一直将“务实”、“求实”作为追求的教育理念，故而“务实”精神成为岳麓书院的显著特征。具体来说，岳麓书院作为一所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机构，它所形成的“务实”传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学贵力行的治学风格。

听讲提示：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

经世致用是岳麓书院所倡导的一种学术宗旨和教育宗旨。在这里从教的学者强调，一切学问必须有益于治国安邦、国计民生，才具有价值与意义。岳麓书院重视培养学生治国安邦的才能，以及传授有关国计民生的知识，并逐步形成了一种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

理学家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时，就倡导这一价值取向。他鼓励学生将道德精神的修养和经邦治国的功业结合起来。他要求学生们能够学习那些“世之兴废，生民之大本”的有关国计民生的种种有用学问。故而，岳麓书院在宋代就形成了一种经世致用的传统。《宋元学案·岳麓诸儒学案》中记载：“南轩(张栻)弟子多留心经济之学”。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在清代岳麓书院的学术和教学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清代许多著名山长均将经世致用之学摆到重要地位。王文清主持书院期间，制定了《岳麓书院学规》，将“通晓时务物理”作为教学内容。主教岳麓书院27年之久的山长罗典，也注意将品德教育与时务结合起来。他的教育主张是：“务令学者陶泳其天趣，坚定其德性，而明习于时务。”晚清时担任岳麓书院山长的贺长龄，也是一个以讲求经世致用之学而闻名于世的重要学者，他和魏源主持编撰的《皇朝经世文编》成为推动晚清经世致用学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著作。经世致用的教学传统对于岳麓书院发展成为一所现代大学，起到了十重要的推动作用。

听讲提示：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

“务实”不仅是一种价值取向，也是一种尊重事实、追求真理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是中国古代学者治学的一种优良传统和思想方法，它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宋代湖湘学者坚持并论证了实事求是的哲学前提。湖湘学者认为，无论是从事学术研究或从事教育，都应该引导人们从天地万物中探索这一真实的“理”或“道”。湖湘学派大师张栻说：“离形以求道，则失之恍惚。”（《南轩易说》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