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儒家人文教育的宗旨（1 / 2）

儒家人文教育的宗旨

儒家教育是一种人文教育，儒家人文教育的根本宗旨首先是群体的和谐、社会的稳定，所以，儒家的人文教育本质上是社会本位的。孟子在谈到三代教育时认为：“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实际上，他所说的“明人伦”，正是儒家人文教育的宗旨。儒家通过“明人伦”的教育，以实现群体和谐、社会稳定。

要深入了解儒家人文教育的内在本质及其社会作用，就需要对儒家“明人伦”的教育宗旨作一分析。可以发现，儒家倡导“明人伦”的教育，旨在一个需要文化制约的社会群体中建立起合乎道德的和谐秩序，通过教育手段而建立一个“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理想社会。这种教育的目标所指向的是人的社会和社会的人。当然，这种社会是一个君臣父子的等级制社会。

儒家提出“明人伦”的教育宗旨，和他们深刻的忧患意识及教育救世的观念有着内在联系。所以，这里先从儒家的忧患意识与教育救世谈起。

一、 忧患意识与教育救世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产生于春秋战国这样一个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个历史时期的突出特点，就是社会政治秩序发生急剧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面临新的选择。面对纷纷攘攘的社会现实，孔子所发出的慨叹就是：“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对当时的人伦失序、天下无道的局面表示了深深的忧患，这种忧患激发了他重建天下和谐秩序的志向，他立志于政治与教育事业，就是要重新建立一个“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

所以，孔子倡导“明人伦”教育的内在原因是一种深刻的忧患，即对社会失序、政治动荡的忧患。孔子在谈到关于社会政治问题时，就明确表示：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

孔子认为在社会失序的时候，每一个社会成员必须谨守礼治秩序，遵循礼的社会规范，以建立一个有序的社会。在这种礼治秩序中，天子、诸侯、大夫、庶人的不同社会身份均有相应的不同规范，相互之间不得僭越，这样才能保持礼治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孔子曾在许多地方表达了这种思想：“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这也是谈到君、臣、父、子等各种身份均有不同的社会规范，破坏了这些规范，就会出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局面，也就是“礼崩乐坏”的天下大乱。

然而，事实上，春秋时期正处于礼治秩序不断遭到破坏，整个社会出现了“礼崩乐坏”的严重局面，这些破坏礼治秩序的现象不能不令孔子感到“孰不可忍”。《论语·八佾》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正是这种对礼治秩序失范的忧患和痛心疾首，激发了孔子试图重建社会秩序的志向，以使世界再度出现“天下有道”的局面。因此，“天下有道”成为孔子及其儒家学派所追求的社会理想，这种社会理想显然不能等同于西周的礼治秩序，但确实又是西周礼治秩序的理想化产物。

对于孔子及其儒家学者而言，要解决礼治秩序的和谐稳定、重建社会理想，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即以道易天下和以道教天下。前者是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政治活动，后者是著书讲学的文化教育活动。

通过治国平天下的活动，以稳定社会政治秩序，建立起理想社会，确是一个非常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孔子对治国平天下向来就表示出强烈的愿望，孔子曾提出：“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他对从政的浓厚兴趣，根源于对社会失序的忧患和理想社会的向往。从孔子对什么是“君子”的理解中也可以看出来，“‘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修己”是“君子”的自我道德修身，而“安百姓”则属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活动，其目的在于建立和谐和理想的社会秩序。可见，孔子是将治国平天下视为稳定社会秩序、建立理想社会的重要途径。孟子也是如此，他曾声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孟子所以相信自己能够平治天下，就是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治国平天下而建立一个“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理想社会。

治国平天下固然是调整社会秩序、重建社会理想的重要途径，但任何一个儒生要走这条道路均会遇到双重的困难：其一，凡欲治国平天下者必须有权位，而一个儒生要想具有权位则是困难重重的，这不可能取决于他本人，儒学大师孔子、孟子虽都向往有“平治天下”的机会，但他们均终生不得其志，故而只能被后学以“素王”称之；其二，即使他们获得了权位，他们能否按自己的社会理想而治理国家、平治天下，则是一个更加困难的事情。所以，更多的儒家学者重视以教育维护社会秩序、重建社会理想的途径。

儒家对人伦失序的忧患意识激发起一种以教育经世的人文教育观念。儒家一直将教育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他们相信，只有教育，才是维护社会秩序、重建社会理想的最重要途径，教育成为儒者经世的根本手段。孔子对不重视教育的春秋时代表示了深刻的忧虑，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他把教育看作是立国的根本途径。据《论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孔子明确将教育看作是物质生活条件满足后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显然是他相信教育是治国的根本手段。从孔子开始，就确立了以教育来救世、经世的基本教育观念，它对后世儒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的儒者均对教育在稳定社会秩序、建立社会理想方面的重要作用有了深刻的认识。如中国同时也是世界的第一部教育学专著《礼记·学记》说：

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谀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这里首次明确地提出教育为立国之本的重要思想。儒家学者坚持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够“化民成俗”，使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和民情风俗，这样才会有社会群体和谐、国泰民安。西汉时期倡导“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也是坚持了儒家以教为立国之本的思想。他向汉武帝建议说：

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义），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风俗美也。（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中华书局,2006：2503—2504.）

他认为只要加强教育，就可以使人民逐渐懂得仁义，自觉遵循社会规范的约束，从而形成一个具有良好风俗的社会，使得国家安泰、人际和谐。

两千多年以来，关于立教经世的教育观念已经成为历代儒者的坚强信念。他们均坚持教育为立国之本，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根本途径。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儒者主要有两条人生道路：或是出仕做官，走治国平天下的道路；或是治学从教，走学术教育的道路。然而，不论走哪条道路，他们均有以教育为立国之本的思想。那些获得出仕做官机会的儒生，由于他们懂得教育为立国之本的道理，故而能够在从政的活动中，将教育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是否重视教育，往往是衡量古代官员的品德、政绩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至于那些没有机会或者是本人不愿做官的贤士大夫，则更是以教育为自己的终生志向，其目的亦是发挥教育治国的功能。所谓“达则兼善天下，穷则兼善万世”，就是说显达者治国平天下，可以兼善天下；穷困者治学教书，不仅可以对当时的国家稳定、社会和谐产生重要作用，而且还可以对后世的社会风尚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 儒家“明人伦”教育宗旨的确立

应该说，儒家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与人的社会生存状况休戚相关的人文教育，因为儒家教育关注着人伦失序的严重问题，企图通过发展教育以重建理想化的人伦社会。因此，儒家从它产生之日就确立了“明人伦”的教育宗旨。

儒家确立“明人伦”的教育宗旨，首先体现在对礼教的重视与确立。孔子认为社会失序的原因就是因为人们不愿接受礼的规范，而礼恰恰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途径。孔子坚持认为：“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他将学礼、事礼作为教育、人生的根本，就在于礼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途径，礼可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李梦生.左传译注，卷一.隐公十一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3.，）“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陈澔注.礼记，卷九.仲尼燕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81.）。在当时，“礼”与社会秩序、国家治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孔子及儒家学者相信，通过教育而推行礼治，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和谐而完善的社会秩序。他们充分肯定“礼”的重要性：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引法，非礼威严不行。（陈澔注.礼记，卷一.曲礼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

而礼教则可以使每一个个体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义务及行为准则，在处理自己与他人及社会的关系时不会违礼而破坏社会秩序，从而实现“明人伦”的教育宗旨，即如所谓：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李梦生.左传译注，卷二十五.昭公二十六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165.）

礼教所能实现的，恰恰是儒家所执着追求的人伦秩序和社会理想。

与礼教相关的是德教，它也是儒家“明人伦”教育宗旨的体现。礼教着重外在社会规范、行为仪节的推广和训导，而德教则着重内在道德品性、精神人格的培养教育。孔子不仅提出了仁、智、信、直、勇、刚等一系列有关德性的条目，而且强调要通过学习才能达到对这些德性条目的把握。孔子说：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也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

可见，孔子所讲的“学”，主要与关于仁、智、信、直、勇、刚等德性条目直接相关，这里所倡导的即是德教。孔子将德教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可见，他将孝、悌、信、仁等德教的条目放在首位，而将学习文化知识放在“行有余力”的地位。究其原因，就在于德教直接与维护社会秩序、重振人伦道德紧密相关，而这一点恰恰是孔子最为忧虑的，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孔子所倡导的德教思想，成为儒家最重要的教育传统，后代的儒家学者无不以德教为教育的根本。代表儒家教育理念的重要典籍《大学》，就明确标明了这种重德教的教育理念。《大学》开篇即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成为儒家“大学”教育的纲领，其根本目的在于“国治”、“天下平”的人伦政治秩序的和谐，这正如《大学》所解释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大学》所提出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鲜明地体现出了儒家的德教思想。“八目”之间是一种条件性的递进关系，即“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也就是说，道德教育是实现国治、天下平的前提条件，德教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明人伦”的理想社会。

儒家教育的基本方面，就是上面所说的礼教与德教。儒家的礼教、德教所要实现的是一个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的社会理想，也就是要以“明人伦”的教育宗旨，去解救天下无道、人伦无序的社会危机，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

毫无疑问，孔孟等先秦儒家确立了“明人伦”的教育宗旨。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说及教育主张还只是作为学术思想提出来，儒家也只是诸子百家中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而已。到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开始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学说才开始成为官学，并演变为国家意识形态。这样，儒家“明人伦”的教育宗旨，才开始成为两千多年封建帝国的指导思想、政治制度和治国方略。

历代王朝大多倡导儒家“明人伦”的教育宗旨，并将其作为建国、治国的指导思想，这是儒家教育宗旨得以确立的重要体现。从汉武帝开始到清代末年的两千多年时间内，崇儒重教成为历朝的基本国策，这种基本国策的制定，即是根据“明人伦”的教育宗旨。董仲舒给汉武帝的建议，强调“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中华书局,2006：2503.）。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推崇儒学，发展教育，确立了儒家“明人伦”的教育宗旨，充分发展“礼乐教化之功”。这样，儒家“明人伦”的教育宗旨，遂成为西汉关于治国的指导思想，并对以后历代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后代的王朝、君主在开国之初及守业之时，总是将儒家人伦教育作为不可一时或失的基本国策，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言：“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吴兢.贞观政要，卷六.慎所好.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95.）李世民所以将“尧舜之道、周孔之教”看得如此重要，是因为周孔之教是与“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序”等人伦秩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发展了儒家的周孔之教，同时也就维护了国家的政治社会秩序。

当初儒家学者倡导“明人伦”的教育宗旨，是由于对社会人伦失序的忧患，希望发展教育以重建社会理想。到了西汉以后，儒家教育宗旨由一个学派的学术主张，演变为支配国家社会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其思想特征、作用范围、历史影响等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三、 儒家“明人伦”教育宗旨的实施

中国古代教育主要包括三大组成部分，那就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儒家“明人伦”的教育宗旨确立后，也是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这三个方面得以实施的。现从这三个方面分别作一论述。

（一） 学校教育

中国古代也有自己“政教合一”的传统，但不是西方那种政治和宗教的合一，而是政治与教育的合一。古人常说的“教，政之本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精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23.）、“学即其政，政即其学”（唐甄.潜书，上.有为.中华书局，1963：50.）都是对中国“政教合一”传统的表述。教育所以能够成为政治的根本，是因为它能够向人们灌输人伦道德观念，最终达到维护社会政治秩序的目的。所以，历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教育，尤其是重视学校教育，学校遂成为一切读书人接受儒家道德观念的重要途径。

西汉儒学开始逐渐取得独尊的社会地位，演变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学校教育也奉行“独尊儒术”的方针，将渗透着宗法伦理的儒家经典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材。这时无论是中央的太学，还是地方的学校，都是通过学习儒家经义而接受忠孝仁义的道德观念。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义），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风俗美也。”（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中华书局,2006：2503.）学校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教化行而风俗美”的目的。所以，西汉时期不仅开始专立《五经》博士，使儒家经学取得独尊的地位，而且通过对《春秋》诸经的阐发，宣扬三纲五常等伦理学说。为了适应家国同构的宗法政治的需要，汉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在学校中以《孝经》为教学内容，因《孝经》提出的“移孝作忠”、“忠孝本一”的观点，最能适应这种宗法政治的需要。因此，汉代的儒家学者托名孔子、曾子的《孝经》，很快成为当时学校的重要教材。自汉文帝就开始置《孝经》博士，以后《孝经》逐步成为学校的必读教材，《后汉书·范升传》载：“九岁通《论语》、《孝经》。”《东观·汉记》载：顺帝“始入小学，诵《孝经》章句”。汉平帝时，令地方官学的庠、序置《孝经》经师一人。可见，由于《孝经》充分体现了宗法政治伦理的内容，深受朝廷的重视，故而成为西汉学校的必读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