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宋代书院与理学（2 / 2）

3 书院的教学方法

书院在千年办学的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在教学方法上尤独具特色，一直受到古今教育家及学者们的关注。书院之所以会形成这些颇具特色的教学方法，也是因为在和理学结合的过程中受其影响而产生的。

理学之所以不同于汉唐诸儒，就在于它吸收了佛、道的思想资料和修养方法。理学家们既有精深的理论体系，又有切实可行的道德功夫，而且二者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当他们以书院为基地传播其学说时，他们所运用的教学方法，也就成为其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朱熹在学术上主张以理为世界本体的“天理论”。“理”是存在于天地自然、人类社会之中的客观法则。在教学方法上，他主张通过格物致知、读书博览的途径以获取知识。所以，格物致知是朱熹倡导的重要教学方法，对书院教学影响很大。他说：“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0：7.格物致知当然首先是朱熹的学术主张，他用这一思想指导书院教学，使之成为重要的教学方法论。从教学方法的角度来说，格物致知论注重对外在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在与此相关的读书学习方面，朱熹一直提倡泛观博览的读书法。所以朱熹主持的书院，学术思想和教学方法都具有注重格物致知、泛观博览的特点。

陆九渊在学术上主张“心即理”。作为宇宙律、道德律的“理”只存在于人的“心”中，因而体现在教学方法上，则更注重“明心”、“立心”。他认为，既然天理在我心之中，教学只能以反省内求为途径，即从吾心出发认识世界、体悟天理，而无需像朱熹所讲的那样，以“格物致知”为求学的途径和方法。他在鹅湖之会上大力攻击朱熹的教学方法，而倡导“以尊德性为宗”。因而，在创办书院教学时，其教学方法就有自己本学派的鲜明特色，即“先发明人之本心而使之博览”。（宋元学案，卷七十七.槐堂诸儒学案.）陆九渊《年谱》记载了他在象山精舍的讲学活动，“先欲复本心以为主宰，既得其本心，从此涵养，使日充月明，读书考古，不过欲此心耳”。

吕祖谦在理学思想上有“驳杂”的特点，在哲学本体论上既崇“天理”，又崇“本心”。反映在教学方法上，就是“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吕祖谦在书院教学中，要求学生对各派学术观点采取兼容并蓄的宽容态度。他本人用的教学方法，也是兼取各家，而不像朱陆那样偏激。此外，他还兼取了事功学派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主张读书学习要“求实用”。

由上可见，南宋书院之所以在教学方法上丰富多彩、各有特色，完全在于理学对书院的影响和渗透，这些教学方法本身即是理学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跟理学思想体系不可分割的教学方法和道德修养方法还有学思结合、穷理居敬、变化气质、知行合一、存理灭欲、省察持养、自得自立等，这些教学方法鲜明地体现出理学思想对书院教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元、明、清各代的书院，皆把这些理学的教学方法论和修身功夫论作为书院教学的基本方法。

（二） 对书院组织制度的影响

书院作为一种高级形态的私学，其突出表现是它的组织制度的完善和严密，包括正规的教学课程、专门的管理职事、约束生徒的学规、藏书制度、祭祀制度以及专门的讲义和教材。书院兴起于北宋，但是直到南宋，其组织制度才开始成熟和完善。南宋的书院制度所以能达到这种成熟和完善，同样是与理学思想的渗透分不开的。理学对书院制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 书院的课程

有专门的课程设置，是作为高级形态私学的书院所独具的特点。在此以前，不仅普通私学没有专门、系统的课程安排，就是官办学校，大多也没有课程的系统安排。然而，自从书院和理学结合后，遂有了专门的课程设置。

理学以复兴儒学为旗帜，因此，理学家十分注重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和传习。理学家注经的突出特点，就是偏重于义理的发挥，用理学的观点注解儒经。理学家们重新解释的儒家经典，成为书院的教学讲义和课程内容。为了使学者能循序渐进地学习、理解这些内容，理学家们根据学者的不同年龄和文化程度，对学习这些儒家经典及课程的内容和前后次序作了规定。他们主张把学校教育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在“小学”阶段，其教学课程主要是洒扫、应对、进退的仪节，礼、乐、射、御、书、数的内容，而“大学”阶段则要求学生能读书穷理。书院教育属于“大学”阶段，学者必须能研读儒家经典，以致知穷理。朱熹还对读书的课程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他主张先读《近思录》，次读“四书”，然后读“六经”。读“四书”时亦有一个先后次序，他主张：“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律；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语类，卷十四.这些规定使书院的课程基本定型，此后，各家书院在制订课程时，往往都以此为课程基础。

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书院课程，大多是理学教育思想制度化的结果。如福建延平书院曾于南宋时期订有专门的课程表，就是以朱熹所主张者为宗旨，它规定：

一、 早上文公“四书”，轮日自为常程。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六经”之书，除其所已。取“训释”与“经解”参看。

二、 早饭后，编类文字或聚会讲贯。

三、 午后本经、论策，轮日自为常程。

四、 晚读《通鉴纲目》，须每日为课程，记其所读起止。前书皆然。

五、 每日三课，上旬本经，中旬论，下旬策。课册待索上看，佳者供赏。（徐元杰.楳婪集，卷十一.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

这是古代书院一个较早的正式课程表，它对书院每日、每月的课程都有详细的规定。可以发现，这些规定完全贯彻了理学的教育宗旨和教育思想，体现了理学思想向书院制度的渗透。

北宋书院并无专门的课程，南宋书院制定了专门的课程，是理学教育思想渗透的结果，这些课程本身即鲜明地体现了理学思想，并对元、明、清各朝的书院课程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元代理学家程端礼所拟定的著名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就明显继承了南宋书院的课程。

2 祭祀制度

古代学校有祭祀先圣、先师的传统，如唐代州、县学都与孔庙相连，即是为了祭祀先圣、先师。祭祀也是中国古代书院的三大规制之一，体现了书院作为一种制度化私学的特点。但是，书院祭祀和历史上各种官学的祭祀又有显著不同，其他官学主要祭祀孔子，而书院则要祭祀与书院的学统、创办有关的先贤。因而，书院的祭祀制度，主要是为了达到推崇学术传统、表彰书院办学等目的。古代书院所以形成上述祭祀的特点和功能，亦是理学思潮影响的结果。

北宋时期的书院曾效仿官学，建有孔庙或礼殿之类，以祭祀孔子，但并未形成书院祭祀的特色。至于书院形成祭祀理学家、祭祀本学派的理学大师的特点，是在理学渗透到书院以后。朱熹在福建创建竹林精舍后，不仅带领生徒释祭先圣知师孔子，还专门建祠祭祀北宋以来的著名理学家，包括周敦颐、二程、邵雍、司马光、罗从彦、李侗“七先生”。这种祭祀，正是按照朱熹学派所宣扬的“道统”系列而安排的：一方面肯定周、程等上接孔孟的“道统”、“心传”，确立理学的正宗地位；另一方面又通过对罗、李的祭祀推崇本学派的先师，以标榜本学派对道统的继承。朱熹去世后，其学生又专门祭祀朱熹于竹林精舍的祠堂内。黄榦主持竹林精舍时，总要定期祭祀本师朱熹，据其所作《竹林精舍祠堂》载：“嘉定丙子仲秋上丁之翌日，同舍诸贤会于先师（指朱熹）之祠下，祀事毕，俾榦讲明先师教人之意。”勉斋集，卷一.可见，竹林精舍已成为朱熹学派的学术基地，朱子学已成为主要学统，而该书院专门建有祭祀朱熹的祠堂，则比较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标榜道统、推崇学派的祭祀特色。

朱熹学派是这样，其他重要的学派和书院也是如此。陆九渊在江西创建了象山精舍和槐堂书屋，它们成为陆学学派基地。他逝世后，其弟子们遂在这些书院创专祠祭祀，定期祭祀陆九渊，通过祭祀活动，标榜本学派的学术宗旨和本书院的学术传统。象山学派大弟子袁燮在书院祭祀时所作的《祭陆象山先生文》云：

先生之学，得诸孟子。我之本心，光明如此。未识本心，如云翳日。既识本心，元无一物。先生立言，本末具备。不堕一偏，万物无蔽。书院肇建，躬致一奠。可见可闻，非闻非见。蒙斋集，卷十七.

可见，陆门弟子对先师的祭奠，一方面是要更明确本学派“先识本心”的学术宗旨，另一方面则是要标榜、弘扬本学院的学术传统。嘉定年间，象山精舍迁建并改名象山书院，专门建有“三先生祠”，祭祀陆九渊及其大弟子杨简、袁燮。这一类祭祀体现了书院制度的特色，它在官学中是不可能产生的。

3 学规建设

重视学规建设，也是书院作为一种制度化私学的突出表现。书院学规的内容，一般要包括书院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或读书方法、行为准则等。这一类学规的出现，对书院的正规化、组织化教学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历代书院的主持者，都十分重视学规建设。

书院重视学规建设，也是受理学影响的结果。现存最早、影响最大的学规，就是吕祖谦的《丽泽堂学约》和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它们对后世书院的学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淳熙六年(1179年)，理学家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为了贯彻他的教学方针和指导思想，他特意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朱熹在《揭示》中阐明了理学教育的宗旨，明确把讲明义理、道德修身的理学教育思想作为书院的教育宗旨。所以，朱熹在《揭示》中对书院生徒这样规定：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

在朱熹所制定的这个学规中，对书院的教育方针和有关为学、修身、处事、接物之要等方面均作了详细规定，充分体现理学教育思想重视道德修身的特点，反映了理学家以人伦为本的教育宗旨。朱熹要求白鹿洞书院“诸君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自觉服从学规的要求。事实上，随着程朱理学正宗地位的确立，《白鹿洞书院揭示》被其他书院普遍采用，成了一个对全国各地、宋元明清各代都有深远影响的学规，反映出理学对书院学规建设的深远历史影响。

南宋时期，除了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外，另一位理学家吕祖谦为丽泽书院所制定的学规亦很重要，而且它制定的时间是在乾道年间，比《白鹿洞书院揭示》要早。吕祖谦在书院教育实践中，为了贯彻其理学教育的宗旨，于乾道四年(1168年)制定了把人的道德教育置于首位的《丽泽堂学约》，他要求：

凡预此集者，以孝、悌、忠、信为本。其不顺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诚于朋友，言行相反，文过饰非者，不在此位。既预集而或犯，同志者规之；规之不可，责之；责之不可，告于众而共勉之；终不悛者，除其籍。东莱别集，卷五.家范五·学规“乾道四年九月规约”.

次年，他在修改、补充该学约时，进一步提出“凡预此学者，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东莱别集，卷五.家范五·学规“乾道五年规约”.）吕祖谦在这份学约中对书院生徒的规定和要求，充分体现了理学教育所讲求的“明理躬行”的教育特色。

南宋时期的书院学规虽不多见，但是它们出现得早，对后世的影响大，并体现了书院教育的制度化、规范化特色，故而在书院史上居于重要地位。可见，书院的学规建设所反映的南宋理学思潮对书院制度的影响还是很深远的。

3 书院的藏书与刻书

古代书院增加了藏书、刻书的功能，这是它和传统私学的最重要区别之一。这两个功能的出现，与宋代印刷术的长足进步是分不开的。虽然书院藏书与刻书制度的形成并非理学渗透、影响的结果，但是，理学却促进了书院藏书、刻书的发展，更导致其特色的形成。理学家在主持书院教学时，都十分重视书院的藏书建设。朱熹修复了白鹿洞书院后，即着手藏书建设。他一方面发文至诸路衙门征求图书，从其《洞学榜》所云“承本路诸司及四方贤士大夫发到文籍，收藏应付学者看读”，可见其对藏书的热心；另一方面，他又请朝廷颁给经书。此外，他还积极倡导建书阁，据文献记载：“白鹿洞之复有书院，前使君朱文公所建也；书院之有御书石经，孝宗皇帝之赐、文公之请也。藏书而有阁焉，又文公之所度也。”（昌谷集，卷十五.白鹿书院重建书阁记.）其他理学家如吕祖谦、张栻、陆九渊等，也很重视书院的藏书建设，或广泛搜集图书，或命门人购置图书，或捐献个人家中藏书，促进书院藏书事业的发展。

与藏书有关的刻书，也是书院的重要功能和特色。理学家不仅重视书院藏书事业的发展，还很重视书院的刻书。尤其重要的是，由于理学的渗透和影响，使得书院的刻书往往和理学的研究、教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南宋许多书院所刊刻的书，既是理学家的学术研究成果，又是书院的教材。如婺州丽泽书院于绍定三年(1230年)刻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2卷，又刻吕祖谦的史学著作《新唐书略》35卷。唐山书院于绍定四年刻《陆门塾书钞》12卷；永泽书院于淳祐八年(1248年)刻朱熹的《四书集注》19卷；龙溪书院于淳祐八年刻陈淳的《北溪集》50卷、《外集》1卷；建安书院于咸淳元年(1265年)刻朱熹的《朱文公文集》100卷、《续集》11卷、《别集》10卷，等等。

由此可见，南宋理学和书院的结合，促进了书院藏书、刻书的建设，并使书院的藏书、刻书与理学的学术研究、教学活动联系在一起，使其藏书、刻书更具特色，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四、 书院对理学学术的促进

理学学术思潮的发展离不开下列两种途径：第一，在深入研究理学学术的基础上实现对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第二，广泛而持久地传播理学学说。由于理学家们能充分利用书院的特殊条件潜心研究学问，同时，理学家们在书院广泛持久地传播理学，培养学术人才，从而促进了理学思潮的发展。宋以来兴办书院最盛的江西、湖南、福建皆为“理学名邦”、道学南传基地，究其原因，均得益于书院教育。书院不仅是教育中心，也是学术研究中心，其教育活动和学术研究又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以下着重论述书院的理学学术研究活动，并由此说明书院对理学学术思潮发展的促进。

书院中的理学学术活动主要有下列几项：

（一） 著述

著述是理学学术研究成果的标志。理学家在书院讲学的时期，基本上也是他们著述最丰盛的时期。宋代著名理学家的大量学术著作都与书院教学有关，因为书院教育促进了他们的著述活动。

首先，书院导师为了给弟子授课，总是集自己的研究心得而编写讲义、讲稿。有些讲义经整理而成为重要的理学著作，有的则把自己的重要著作作为书院讲义。以南宋理学家为例，张栻在主教岳麓书院期间，专门撰写了《论语解》、《孟子说》作为教材。这两部讲义后成为他的代表作。朱熹在福建创办精舍讲学时，更是撰写了大量著作，其中许多都是作为书院讲义出现的，后来在白鹿洞书院时又留下了《白鹿洞书堂讲义》。他的代表作《四书集注》也是书院教学的主要讲义。吕祖谦创办丽泽书院时编写了许多讲稿、讲义，如《丽泽讲义》等，在当时及后世均有影响。其代表作《东莱左氏博议》25卷，阐发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后来此书成了书院的重要教材，并作为书院学生习作的范文。

其次，书院导师讲学时的记录，亦成为理学的代表著作。宋明以来，理学家们都喜欢在书院讲道论学，其弟子将这些讲道论学记录下来，遂就成了“语录”之类的著作，而且盛行一时。这种自由地讲道论学的形式，能刺激师生双方深入思考问题，更可以全面地反映导师的学术思想，所以，朱熹的《朱子语类》、陆九渊的《语录》、张栻的《答问》，均成为理学史上重要的代表作。

再次，书院大多选建于山清水秀的僻静之所，为理学家治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图书资料条件。他们在讲学之余，潜心研究，撰写理学著作，所以在书院讲学时期他们的著作特别多。南宋初年理学家胡安国于南岳碧泉书堂讲学时，撰写成其代表作《春秋传》，并给书院弟子讲述该书的学术思想。

（二） 学术讨论

学术活动的展开、学术研究的深入离不开学术讨论。学术讨论的状况、水平，是学术思潮发展的重要标志。而且学术讨论愈深入、热烈，理学学术就愈能得到发展和繁荣。纵观理学发展史和书院的教学史即可发现，理学的学术讨论活动亦大多与书院有关。书院的学术讨论有多种形式，现择要介绍两种：

第一种，是理学大师之间的学术讨论，即所谓的会讲。会讲既是一种教学形式，又是一种学术讨论会的形式。理学家在书院讲学期间，或者是相互之间邀请访学讲学；或者是由于学术观点分歧，彼此感到有讨论辨析的需要。会讲过程中，学者双方就某些重要问题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并展开辩论，辩论的结果可能是趋于一致，亦可能是各执己见，但这都是学术讨论的正常现象。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张栻和朱熹会讲于岳麓书院，双方在“中和”说、“太极”说、“知行”说、“仁”说等方面有较大分歧，经过一个多月的辩论，在许多主要观点上趋于一致。所以朱熹在会讲时感叹地说：“相与讲明其所未闻，日有学问之益，至幸至幸！”（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与曹晋叔书.）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学者会讲于江西铅山鹅湖寺，三家就“为学之方”展开讨论。朱、陆学术宗旨各异，争论十分激烈。由于双方各执己见，只得不欢而散。这两次著名的会讲结果不同，但在理学史上均有重大影响，对推动理学研究的深入、理学思潮的发展均有重要作用。

第二种，是书院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展开的学术讨论。书院大多系古代高等学校，书院生徒的学术水平亦达到一定高度，有的甚至是一些很有名望的学者。他们在书院学习期间，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学术见解。因此，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也常常展开自己的一些学术讨论。这种讨论往往和社会上的学术思潮联系得十分紧密，并能推动学术思潮的发展。宋明理学家的“语录”中，记录了许多属于师生之间的质疑问难。但是，学者们并不全是消极地等待导师解答，师生双方可以深入思考问题，以利于学术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时，书院生徒的一些重要的学术见解，还会吸收到导师的思想及著作中去。张栻在岳麓书院讲学时，曾和学生周奭讨论“天”和“太极”的区别问题。周认为：“天可言配，太极极不可言合。天，形体也；太极，性也。”宋元学案，卷七十一.岳麓诸儒学算案.张栻同意学生的观点。后来，他在自己的学术著作《孟子说》中，就完全采用了这一说法。

（三） 建立学派

学派的形成主要依赖于两个条件：第一，自成体系的学术思想；第二，学术观点、思想倾向比较一致的学者群体。书院的教学恰恰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故而书院便成为各个理学学派的学术基地。两宋时期，书院往往会聘请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学者、名师前来主讲。这时，学者们不仅可以利用书院的各种条件更加深入地研究学术，还可利用书院这一自由讲学的阵地传播自己的学说，吸收和影响一批学术旨趣相近的学者，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学术流派。南宋时的几大著名学派皆是以书院为基地而建立起来的。

南宋时期，湖南地区最早形成的学派是以书院为学术基地的湖湘学派。南宋初年，理学家胡安国、胡宏父子隐居衡山一带，创立碧泉书院，研究《春秋》学、阐发心性义理，并开创了湖湘学派。理学家张栻从学胡宏于碧泉书院。乾道初年，岳麓书院修复一新，张栻受聘主教其中，并撰写了《潭州重建岳麓书院记》。湖湘弟子闻讯，纷纷来此研习理学。这样，发端于碧泉书院的湖湘学派又大兴于岳麓书院。张栻在岳麓书院一方面传播胡氏之学，编辑刊行《知言》、《五峰集》等，并以之传授弟子；另一方面，他又广泛吸取前辈学者如周敦颐、二程、张载等著名理学家的思想，撰写、刊行了《太极图说》、《张子太极解义》、《伊川粹言》等。再则张栻主持岳麓讲席之后，使之在教育宗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焕然一新，吸引了一大批求道问学的士子，不仅湖湘士子纷纷求学于此，其他地区的学者也慕名而来，岳麓书院的声望和影响日益扩大。全祖望补辑《宋元学案》时，另立《岳麓诸儒学案》，所列者是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湖湘士子，其中有张栻及其门下弟子33人。这些学者大多就学于岳麓，得南轩先生的“岳麓之教”，可以统称之为“岳麓诸儒”，这是一个学术主旨接近、并有一定规模的学者群体，他们在南宋的政治界、学术界均有一定的影响，标志着湖湘学派的扩展。

朱熹于乾道三年（1167年）讲学于岳麓书院以后，便开始在福建创建精舍讲学。乾道六年（1170年）他于福建建阳县创建寒泉精舍，五年后与理学家吕祖谦在此讨论、编撰《近思录》。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建武夷精舍；绍熙五年(1194年)他又在建阳创建竹林精舍，因学徒增多而不能容，故加以扩建并改名为沧州精舍。朱熹所以称它们为精舍而不称书院，显然同这种教育组织的制度化程度不高，而不及岳麓书院那样正规、完善有关。但是，朱熹虽不明称其为书院，而实际上却仍把它们如书院等同视之，有时甚至直接称之为书院。如《朱子文集》卷八六中有《沧州精舍告先圣文》，在这篇文章里，他不直接称之为“书院”，但是他又认为精舍和书院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朱子语类》卷九十载其所说：“新书院告成，明日欲祀先圣先师，古有释菜之礼。”此处所言“新书院”即是新扩建的沧州精舍。朱熹所主持的书院中影响最大者，则是白鹿洞书院。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知南康军，上任后注意调查白鹿洞书院遗迹的状况。次年书院初步恢复。朱熹主持洞务，聘请学录杨日新为堂长，并亲自到书院讲学，和学生们研讨学术。为了使书院能贯彻理学教育宗旨，他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并请另一位著名理学家陆九渊来书院讲学，陆讲“君子小人喻义利章**”这一内容，后来就编成了《白鹿洞书讲义》。朱熹兴建、讲学白鹿洞书院，使之和岳麓书院一样，成为闻名全国的理学基地。

乾淳年间，陆九渊也开始创办书院讲学。乾道八年(1172年)，陆九渊中进士后在家候职，其时他的“心学”思想正在形成，故在家乡建槐堂书屋讲学。淳熙十五年(1188年)，陆九渊49岁，思想已趋成熟。他在贵溪创建象山精舍讲学，学术和教育活动皆达到极盛。据其年谱记载：“郡县礼乐之士，时相谒访，喜闻期化，故四方学徒大集……先生居山五年，阅其簿，来见者逾数千人。”（宋元学案，卷七十一.岳麓诸儒学案.）可见在象山精舍从学陆九渊者人数之多。陆九渊讲学注重“发明本心”，其年谱载：

（陆九渊）首诲以收敛精神，涵养德性，虚心听讲，诸生皆俯首拱听，非徒讲经，每启发人之本心也。间举经语为证，音吐清响，听者无不感动兴起。（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中华书局，1980：501.）

陆九渊终于以象山精舍为基地形成了自己的学派，象山精舍亦因此而成为闻名全国的理学基地。

与此同时，吕祖谦也在创办学院讲学。乾道五年(1169年)，他在严州书院任教授。在书院教学期间，他整顿书院，制定学规，从学者甚众。他创办、主教的书院中影响最大的还数丽泽书院。丽泽书院地处金华明招山，由吕祖谦与其弟吕祖俭创办和主持。吕祖谦主讲该书院后，为学生编了《丽泽讲义》。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就是专为书院讲学而作，如《东莱博议》，即是他“为诸生课试之作”。吕祖谦的学术思想有些方面接近张栻，即对当时各派采兼容并蓄的态度，并提倡致用之学。但他更注重史学，其学说被称为“中原文献之学”。正如全祖望所说：“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吕祖谦主讲丽泽书院，亦称盛一方，“四方之士争趋之”，后来终于形成了以丽泽书院为基地的婺学学派。

张栻、朱熹、陆九渊、吕祖谦是南宋四位著名的理学家，他们主持的岳麓、白鹿洞、象山、丽泽四所书院因此而成为“南宋四大书院”。全祖望说：“故厚斋（王应麟）谓岳麓、白鹿，以张宣公（栻）、朱子（熹）而盛；而东莱（吕祖谦）之丽泽、陆氏（九渊）之象山，并起齐名。四家之徒遍天下，则又南宋之四大书院也。”（鲒崎亭集外编，卷四十五.答张石痴征士问四大书院帖子.）北宋四大书院所以闻名，主要是由于它们办学时间早、规模大，并受到朝廷赐书赐额；而南宋四大书院所以称世，则是由于它们的学术影响大，教学卓有成果，是闻名全国的学术基地，并由此形成和发展了南宋著名的四大理学学派：湖湘学、闽学、婺学、江西学。

因此，“南宋四大书院”的出现既标志着中国书院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又标志着理学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书院，作为中国教育史上最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因而成为宋代以后的主要办学形式。理学，作为中国学术史上最具理论色彩的儒学，到此时也已经成熟、定型，完成了它的理论建构，宋代以后它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原载李学勤主编《中国学术史》，“宋元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