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为国民争人格”（1 / 2）

傅国涌

蔡锷以起兵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名垂史册，不幸英年早逝。在他的追悼会上，他的恩师梁启超先生沉痛地说，他之所以反袁是“为国民争人格”。

1915年12月，蔡锷在护国寺召集旧部，慷慨致辞：“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四万万众之人格也。”他留下的遗嘱中也有“以争国民人格”之语。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出发点，所以护国战争胜利后，他以“再造民国第一人”辞去一切职位，毅然放弃权力。

1897年10月，维新变法运动呼之欲出，年轻的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前往长沙，出任著名的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15岁的少年蔡锷步行350华里，从邵阳来到长沙，成为他40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天资聪慧、学习勤奋的蔡锷那时就立志“当学万人敌，不应于毛锥中讨生活”，透露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想法。对于这位小有大志的学生，梁启超也甚为器重。从此，他们终生保持着密切的师生关系。

1899年，蔡锷东渡日本，在成城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被誉为士官“四杰”之首。1904年，他学成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地从事军事教育，督练新军6年。虽然没有参加同盟会，但他和黄兴一直保持着很深的友谊，对共和的信念也是坚定的。武昌城头一声枪响，时任新军协统的蔡锷在昆明响应，30岁就成为威震一方的云南都督。

就蔡锷和袁世凯的关系而言，他对袁素来并无恶感，甚至有很深的渊源。据梁启超说，戊戌政变之后，蔡锷要到东京找他，“湖南长沙出来只借得二毛钱，到了汉口借亲戚洋六元，由汉到京，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才得以到日本读书。梁的话应当是可信的，那么少年蔡锷东渡日本曾得到过袁的慷慨资助。如果不是袁背叛民国，悍然称帝，以蔡锷之稳健、仁义，他是断然不会反袁的。

1912年1月12日，蔡锷在致黎元洪电中称袁“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即孙中山先生亦曾有民国大总统宜推项城之论。徒以清廷关系尚未脱离，故此次选举不及项城者，非不愿举项城，实不能举清廷之内阁总理大臣也……中国有必为共和之时机，而项城亦自有被举总统之资望，如果大局大定，此事自在意中”。

但他又反对“株守议和”，主张“长驱北伐，直捣虏廷”，这固然是针对清王朝，也对袁隐约表示了不满。1月26日他致电孙中山及各省都督，指责袁企图通过所谓“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民主国体，认为“袁之狡谋”是“懈我军心”，鲜明地指出民国已成立、总统已选出，“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并提出“惟有简率精兵，结连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他迅速组成了北伐军，发布《北伐誓师词》，直呼“袁贼”“甘冒不韪”，极力主张北伐，并派兵从贵州进入湖南。

南北和议成功，清廷退位，蔡锷认为共和告成，多次发表通电，坚决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3月25日，他电贺袁宣誓就任大总统，说他“闳才伟略，群望所归”。4月11日他给各报馆的电文中也称袁是“一代伟人，中外钦仰”。前后不过几个月，他对袁世凯的看法竟有这么大的曲折变化。可见他支持袁完全是建立在袁能与清廷决裂、共建共和的基础上的。袁拥护共和，他就坚定地站在袁的一边，极力支持袁建立一个强固有力的政府，集中中央权力。加强国权、抵御外患是他一贯的理想，从他未公开的遗嘱里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一旦发现袁另有图谋，他就会挺身反对。

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蔡锷通电谴责，“痛切陈词，声与泪并”。但他坚决反对用兵，主张宋案应由法庭解决，严禁军人干预。他说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内战迫在眉睫之际，黄兴曾派密使请他出兵讨袁，手书“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一联相赠。他不仅致电黄兴、李烈钧、陈炯明等极力劝阻，指出“讨袁”理由不成立，依据临时约法，如果大总统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何况临时政府将要结束，马上就要选举正式总统，届时袁没有获选，却倚仗特别势力不退职，那时可用武力对付他（等到袁世凯称帝，他在《讨袁檄文》里把暗杀宋教仁定为袁的第七大罪）。他和浙江、四川都督联名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进行调停，力劝动兵。他还联合四川、贵州、广西都督发表通电，反对战争，说如有人发难，将视为公敌，并表示要坚决捍卫民国。

蔡锷的态度往往让人不解，其实，他的态度很明确，他只忠于民国，而不管是谁当政，反对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动用武力挑战共和原则。

“二次革命”终于爆发，虽然蔡锷也曾派兵入川，但他一直把这次战事看作“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同种相残，杀机大启”，“非国家之福”。他是始终反对内战的，所以他反对袁为将士授勋，认为这样做无疑是“奖励残杀同胞”。

等到袁镇压了孙、黄等人的武力反抗，把整个民国变成囊中之物，几乎只剩下远在西南边陲的云、贵等省还没有被北洋军所控制。蔡锷曾联合黔、桂等省试图居间调停，主张双方罢兵，用法理解决，当然为袁所忌。

1913年10月，袁世凯发出大总统令：“云南都督蔡锷叠电因病请假，着给假三个月，来京调养。”10月上旬，蔡锷辞去云南都督，动身进京。早在6月中旬，他给梁启超的电文里就说“久欲来京与袁总统面商各政要，并与各方人士接洽。惟因滇事重要，未敢即行”。由此看来他进京未必是被迫的。袁曾同意他的同乡熊希龄的提议由他任湖南都督，但他进京以后袁却再也不提起了。

作为历史转折关头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手握兵权的蔡锷尽管离开了云南，但他的旧部、他两年来一手训练的滇军还是唯他马首是瞻的，在云南依然有潜在的势力。在北京的两年间，袁世凯表面上对他优礼有加，先后给了他一连串的官衔，如政治会议委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还几乎每天召见，说是磋商政要，其实是防他有变，召他进京本意也就是“槛虎于柙”，袁曾对曹汝霖说过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

从《蔡松坡集》可以看出，这二年多他没有发表什么政见，也亏他沉得住气。期间留下的主要是经界局的文件，他深知让他到经界局是敷衍他，但他认为正经界、清田赋也是治国要政，很想有所建树。不长时间（从1915年1月22日任事到7月22日呈文给袁世凯）就编印了《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两巨册。从中也不难看出他办事的认真、踏实、细致和严谨。大约只有这个经界局与政治离得最远，他可以无所顾忌地做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