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1章 幸南京(七)内守备（1 / 2）

高务实此番被皇帝留宿春和宫，家中随从约有二十来人也被允许陪同，高杞是其中地位最高的一人。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充当了类似管家的职能，因此也获得特准，可以随时出入宫禁，只不过进出皇宫都需要登记报备，说明进出缘由。

此番出宫，高杞登记的理由是靖国公有些日常用惯了的物什需要自己临时置备。南京宫监方面原是个闲得淡出鸟的清水衙门，各项制度十分松弛，再加上来人地位特殊且理由听起来完全合理，自然也没有人敢质疑什么，很痛快地放他出了南京紫禁城。

高杞不知道的是，他前脚刚走，南京守备太监田义这时候也已经向皇帝奏禀了相关事务，来到宫门处。

田义摆手让过来参见他的闲杂人等各自退下，只留了负责看管宫门的内廷宫监，径直问道：「方才咱家进宫之后，可有靖国公府的随员离宫？」

那宫监连忙佝偻着腰背道：「好教内守备知晓，靖国公爷的堂侄高杞方才正好录表离宫，就在眨眼之前。」

内守备，指的就是「钦差南京守备太监」。这个按理同样是镇守太监的职务，与其他地区的镇守太监却有不同的名称。别处的镇守，都是「钦差镇守XX地方太监」，唯独南京是「钦差南京守备太监」，可见这个职务强调的就是「守备」二字。

然而南京的「守备」不止他一人，还有一个「南京守备勋臣」存在，由是就只好按照内廷外廷的差别，再分出「内守备」与「外守备」来。

对于「大明南京」的权力体系，后世最常见的说法就是「三大重臣」说，即南京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勋臣、南京守备太监并列为南京系统三大巨头。这说法的确没错，但简单一句「并列」其实并不能说明「三巨头」的权力格局细况。

简单的说，这三大巨头究竟有无高下之分，或者实权大小可有差异？当然都是有的。

名义上而言，「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排名第一，「南京守备太监」排名第二，南京守备勋臣排名第三。

但是，「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之所以排名第一，其实主要是占了大明中后期文官集团整体势大的便宜，并不代表他的实权乃至地位真的能排在南京三大重臣之首。

其实如果按照「礼制」来说，「南京守备勋臣」因为必须由勋贵担任，而南京勋贵按大明制度，每一位都是「超品」，理论上应该是「地位」最高的；如果不考虑礼制而考虑亲疏，那么「南京守备太监」因为是司礼监外差，是皇帝的「三千里外亲臣」，则他就应该是地位最高的。总之，无论如何不应该是「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排第一。

但刚才所说的这些毕竟本来就只是「名义上」的，那么实际上呢？这就要从南京真正的权力机关——「南京守备厅会议」说起了。

两京制不是明代特有的产物，早在西周的时候，就经营洛邑为东都；东汉则以洛阳为都城，以长安为西京；隋朝建都长安，隋炀帝又营建洛阳为东都。此后的唐、宋、元等朝也都有两京。

明之两京，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在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才形成的。仁宗即位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洪熙元年，仁宗头脑一热决意迁都南京，仍以应天为京师，称北京为「行在」。

不过仁宗在位不足一年，迁都南京中途夭折。宣宗即位后，他不赞成迁都，但继续维持仁宗的部分做法，仍然称北京为「行在」，而称南京为「京师」。

直到英宗即位后，才在制度层面明确了两京的关系，再次以北京为首都，南京为留都。此后，两京制形成定制，直至大明灭亡。

当然，大明的两京与其他王朝不同，有其固有的特点，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官制。其他王朝在留都一般仅设「京兆」、「留守」一类

的地方最高长官，而不是成建制地设立各级官署。

而大明南京的官制，则基本上是北京的复刻，且南京诸官连品级也与北京一样。不过为了加以区别，南京的官员头衔上照例要加上「南京」二字。

南京远离皇权，皇帝自然要派重臣、心腹作为政权的绝对核心。然而，毕竟皇帝只有一个，南京就没有必要像北京那样设置一个内阁，以备皇帝顾问。所以相较于南北两京的六部，内阁还是具备独特性、唯一性。

既然要在南京设置重臣，那么大明在当时便先设了南京守备、协同守备、守备太监和参赞机务四个官职，组成一个领导机构叫「南京守备厅会议」，以管理南京以及南直隶的相关事务。

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后，命中军都督府掌事官守备南京，当时的官名为「节制南京诸卫所」。

仁宗即位后，以襄城伯李隆镇守南京；宣德时期，改「镇守」为「守备」，并规定南京守备例由公、侯、伯等勋贵担任，同时南京守备还要兼领中军都督府。

对于南京守备的职能，是有具体记载的：「凡南京守备一应机务，每日会同参赞官于守备厅署理。每月朔望日，守备、参赞等官及各府堂官会同内守备，议合行事务。」

从这里不难看出，「南京守备厅会议」便是最高的权力机构，故而后来《明史》中才有了「南京以(内、外)守备及参赞机务为要职」的说法。

具体而言，参赞机务的设置是晚于守备的，最早应该是在正统初年才有。根据记载，宣德十年：「英宗即位，命少保、南京户部尚书黄福参赞机务。」

明中期时，朝廷认为南京高层的权力还是过于集中，便于景泰三年增设协同守备一人，也以公、侯、伯等勋贵担任。按例，协同守备也会兼领五府事。

成化时期，朝廷下旨令南京兵部尚书兼任参赞机务一职，此后形成定制[注：这里注意一下，之前黄福是以南京户部尚书参赞机务，而从这里开始，就明确由南京兵部尚书来兼任了]。如此一来，南京兵部尚书的地位得以提高，位列南京六部之首。

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在原历史上明朝灭亡前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被推举为南京首脑人物，原因无他，正是因为史可法兼着参赞机务的要职。

明代皇帝对文官的态度比较奇怪，依赖的同时又用各种手段限制，信任的同时又非得找人制衡，这也正是宦官得以干预朝政的原因。

在对待南京官制方面自然也是如此，南京作为留都，又是国家财赋的重点区域，皇帝当然也不放心把南京交给勋贵掌管，何况这南京的勋贵都是开国系勋贵，在信任程度上来说本就比不过靖难系勋贵。而正如前面所言，皇帝对于南京六部的文官，也同样是心存制衡之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