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73【民为邦本,官民同罪】(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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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延福宫。

朱国祥正在打理宋徽宗留下的珍贵花木,拾掇一圈又洗洗手,问道:“刑统是什么东西?唐代有《唐律》,明代有《大明律》,怎么宋代只有一个《宋刑统》?”

朱铭躺在摇椅上喝茶,解释说:“刑统就是刑事法规汇编兼解释。因为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赵匡胤制定法律非常着急,前后只用了半年时间。所以就直接照抄唐律,只改了些需要避讳的字词。《宋刑统》的编撰者来自后周,刚刚编完一部《大周刑统》,所以《宋刑统》也大部分是抄来的。对于编撰者来说,也算自己抄自己。”

朱国祥大致听懂了:“就是说相比起《唐律》,宋代的法律框架整体没变,但具体断案量刑和法律解释给改了些?”

“也可以这么说。”朱铭点头道。

“那朱元璋的《大明律》怎么样?”朱国祥问。

朱铭简单回答:“《大明律》更具系统性、整体性、统一性、规范性,更强调程序正义,更注重司法公正和官员廉洁。唐宋的法律,可操作性空间更大,而且对官员的约束不够。这是朱元璋的性格和治国理念决定的。”

“这个可以,程序正义很重要。”朱国祥点头说。

朱铭说道:“现在的重点是,我们的步子该跨多大,步子跨大了会不会过于超前。比如八议制度要不要保留,如果保留又该保留多少?”

“什么是八议制度?”朱国祥对古代法律一窍不通。

朱铭解释说:“就是八种类型的犯人,比如皇亲国戚,比如特殊人才,比如德高望重者,比如立有大功者。对于这些犯人,官员可以审判但不能执行,必须上报给中央朝廷,由中枢重臣进行商议。重臣商议出的判决结果,再呈交给皇帝进行裁决。”

“这个还真不好决定。”朱国祥嘀咕道。

父子俩还保留着现代思维,但同时又融入古代社会,这就在对很多事物的认知上产生割裂感。

仔细考虑之后,朱国祥说道:“八议制度可以部分保留,但必须进行严格界定。比如德高望重者,根本无法客观判定,是人是鬼都可以德高望重。还有皇亲国戚,不能说沾亲带故就算。再者是重臣们商议的判决结果,如果涉及死罪法律,天王老子也不能免除。八议制度的宽恕条件,最多在流放罪以下,杀人者偿命不得违背!”

“也就是说,皇子杀人也得偿命?”朱铭问道。

“不错,”朱国祥说道,“就算要特赦,也只能由皇帝特赦,重臣商议时无权免死!”

父子俩开始进行详细讨论,最终把魏晋以来就有的八议制度,直接缩减范围成三议制度,且施行范围和内容进行严格规定。

首先是皇亲国戚,只有皇帝五服内的血亲才行。太皇太后、太后和皇后的亲属,从八议之中取消!

议故(皇家故旧和蒙恩日久者),取消!

议贤(德高望重的贤人),取消!

议宾(主要指前朝皇室以及孔家),取消!

议勤(对国家有苦功者),取消!

议才(有大才可安邦定国者),取消!

有大功者和权贵(一品爵和三品官以上),保留。

有些东西必须保留下来——

譬如为国开疆拓土的大功之人,他牵扯到的各方利害关系太多。一旦给予司法部门判决权,可能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甚至是成为政治斗争工具,必须由皇帝和中枢做出决策。

又譬如一品爵和三品官以上,这些都属于大员,必须中枢集体商议,再交给皇帝判定,否则会引起政治动荡。(官员犯罪还有更细化的规定,哪级部门能判决哪品官,必须进行严格规定。皇亲国戚也多有官身,算在官员犯罪条例当中。)

八议变三议,已具有历史性的跨越式进步!

事实上,朱国祥和朱铭取消太后、皇后的亲属犯罪议奏,看似让法律变得更公正了,但实行起来有可能起到反效果。

比如皇后的表弟犯罪,以前官员可以上奏,交给皇帝和重臣来处理。今后判案官员有决定权,不需要再上报,反而会被吓得不敢判,甚至是帮着涉案者脱罪。

有时候更公正的法律,实际运用却带来不公正。

这个版本的《大明律》,今后肯定还会修改,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而调整。

只有父子俩都死了,《大明律》才不可更改,今后的君臣会使用补充条例填补漏洞。

历朝历代都是那样,太祖、太宗定下祖宗之法,后续皇帝搞各种补充条例,没有什么法律是一成不变的。

敲定了这个,朱铭又说:“还有就是赎罪,这个也是不断收缩的。宋代就比唐代更严格,北宋后期也比北宋初年更严格,我认为还要进行法律收缩。朱元璋的《大明律》可以借鉴,但也只是借鉴而已。”

朱国祥说:“赎罪条例可以取消。”

朱铭笑道:“朱元璋的《大明律》,对轻罪的赎罪条款,更像是一种变相的罚款和社区劳动改造。比如鞭刑和杖刑,有钱的出钱赎罪,没钱的出力赎罪,帮官府运炭搬砖都可以抵罪。”

“这个可以,其实就是小罪罚款。”朱国祥点头道。

“但我不同意重罪交赎金,”朱铭阐述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徒刑一年以下,可以交罚款赎罪,但一年徒刑以上必须坐牢!至于流放和死罪,就更不能交钱免罚!”

这些都是开创性的东西,只能由父子俩商议,无法交给大臣去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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