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冬至阳气起（1 / 1）

上午，一位青年教师打电话来祝我“冬至快乐”。她是我几年前的博士生，也是我的同事。我对她说：“冬至是祭祀先人的日子，有什么快乐吗？”把冬至当过年，是周朝那时候的事。打从汉朝以来，夏历代替了周历，冬至只是一个重要的时节，在民间，却逐渐演变成鬼节。

今年冬至，适逢12月22日，是我父亲的忌日。父亲离开人世已经49年了。49年来，除了为父母的墓碑拟过一副挽联，我没有为父亲写过什么文字来悼念他。早年，模仿朱自清的《背影》，写过一篇《脚步声》，“文革”期间无奈销毁了。

我的父亲是一位旧知识分子，读过几年私塾，写得一手好字。年轻时到上海来谋生，在上海时疫医院任职。解放后，医院改名为上海红十字医院。医院地处延安东路、西藏中路口，大世界的斜对面。每逢“五一”和国庆，父亲总带我到医院的高楼上去看大游行。由于医院地处市中心，为了赶在交通管制前到达医院，每每天不亮就得起身，搭头班公交车从江湾到医院去。

1956年，我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冬至前一天，父亲对我讲述时令节气的故事。他告诉我，从冬至这一天开始，过九九八十一天，出九就是春天。父亲还告诉我，他小时候，民间有“九九消寒图”，自冬至起，一天写一笔，九天一个字，写完九个大字，春天就到了。我对“九九消寒图”很感兴趣，便问父亲：“上哪儿能买到它吗？”父亲说：“现在没有了，但可以自己做一张。”我按父亲的指导，取了一张大纸，划了一个九宫格。然后，用毛笔的笔套沾上印油，家父王似平

在九宫格里分别印上1—9的数字，每个数字都是9个红圈组成。父亲还在纸头上让我写上一首口诀，原文不记得了，大意是描述各个九的寒冷程度，只要坚持每天填一个圈，等到全都填满后，寒冬已过，外面就是“草青青”了。第二天起，我便每天按时用铅笔将红圈圈涂满。九九八十一天，到了1957年的春天。

《汉书》中说：“冬至阳气起，君道长。”但，1957年，起的不是阳气，而是阳谋。一个“扩大化”的政治运动，彻底改变了新中国的政治气候、社会关系和人民生活。为了落实领袖提出的百分比，1958年“补课”，我的父亲也补遭到了厄运。父亲生性耿直，愣是不服，结果犯了大忌。中国的社会传统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小民尤甚，岂容不服！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最终被发配到浙江江山去筑铁路，不久便患浮肿病逝世，埋在浙西的青山绿水中。

父亲去世后，我的家庭彻底地陷入了绝境。当时，哥哥在北大读书，我还是个高中生。这种苦难不仅是经济的、世俗的，更是政治的。由于我为父亲的去世带了几天黑纱，成了我“划不清界线”的证据。在闹阶级斗争的岁月里，天伦竟是一种原罪。

1985年，我到杭大讲课，住宿在湖滨饭店。一天晚上，房间里住进一位年轻的警察。那时，还没有“标房”的概念，旅客都要合住的。我与他聊起了我父亲的事。他告诉我，修铁路的那个总部在龙游。他建议我去那儿了解了解当年的情况，并给我留下了一个电话和联系人姓名。讲课结束后我便赶到龙游，也找到了想找的那位警官。我问他：“还能找到我父亲的遗骨吗？”他告诉我：“完全不可能了。”当时，条件极其险恶，山洪一来，最后一位是家父所有锅碗瓢盆都被冲走。病死的人一天就好几个，草草下葬，根本没有记录的。他非常诚恳地劝我不要到江山去了，“找不到的！”家父手迹，邓公系上海时疫医院院长邓青山博士

唉，青山处处埋忠骨吧！我遥望着浙西的蓝天，一阵伤感袭上心头，只感到胸口一阵隐痛。

父亲去世后，是母亲含辛茹苦，庇护着我们成长。母亲弱小的身躯里充满的是中国女性特有的坚韧、顽强和自尊自重。所以，我很敬重我的父母。父母生前，是我们人生的路碑。父母的爱心和品格，是我处世为人的楷模。1990年，在南京牛首山麓，我将母亲的骨灰和父亲的衣冠设了一个墓，为父母安置了一块最后的归宿地。每年清明时节，我总要去看看他们。

我的父母，是中国社会中最普通、最平凡的老百姓中的一员，也和中国社会中最大多数的父母一样，爱劳动，爱生活，爱子女。他们毕生最大的愿望，也就是老老实实地做人，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但真要实现这么一个朴实的理想，还真的不容易。只要政治不清明，社会不安定，人际不和谐，老百姓想过个安稳日子也是不可能的。

记得有一年，在华东师大，一位本科生问我：“王老师，你是不是出生在一个很富裕、很安逸的家庭里？”我反问她“为什么”。她说见我总是乐呵呵的，无忧无虑的样子。一时我竟语塞，只好用了句“虚拟语态”说“如果是，真好”。真好的是，我们没有被苦难击倒。今天，我能告慰父母的是，那种人为的凄风苦雨已经过去了。但愿父亲的悲剧永远不要在中国重演。

冬至阳气至，社会毕竟在进步。

2009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