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四章噩梦降临的岁月（二）（2 / 2）

大明舰队二话不说，直接冲进了港口，击沉了西班牙人的旗舰，逼降了西班牙驻军。在二百五十四口径巨炮的威胁下，西班牙南美地区总督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德·埃利奥向大明舰队承诺：立即救灾，同时加强边境管控。

就这样，巴拿马成为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

……

从全面封锁那一刻起，可以说对抗鼠疫已成了巴拿马人生活的全部。在此之前，尽管那一桩桩怪事使众人惊异和担忧，大明帝国中的每一位都还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而且这种情况无疑会延续下去。

然而，巴拿马所辖地区全部封锁以后。大家才发现，即使是最偏远的农庄，也无法幸免。谁和谁都一样，都得设法对付新情况，所有的生产生活都被打乱了。

就这样，原本属于个人的感情，比如，和心爱之人的离情别绪，巴拿马城从最初几周开始，都突然变成了整城居民的共同感情，而且还夹带着担惊受怕那长期被迫异地分居生活中最主要的痛楚。

的确，关闭所有城市造成的最显著的后果之一，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亲朋好友们突然面临的离别。

母子、配偶或情侣在几天之前分别时，还以为那是暂时的离别。曾几何时，他们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互相拥抱，随便嘱咐几句，有的还相约几天或几周之后再见。老百姓刚开始还完全沉浸在人们愚蠢的自信里，亲人的启程几乎没有使他们在日常事务里分心。只是在后来他们才一下子发现那次分离是无可挽回的，他们既不能重聚，也无法联系。

总督府通令发布之前几小时城市已经关闭，任何特殊情况当然不可能得到考虑。可以说，疫病突然侵入所产生的最初后果，就是强迫老百姓像毫无个人情感的人一般行事。在通令进入实施阶段那天的头几个钟头里，刚开始会有一大群申请人同总督府纠缠，有的打电话，有的去熟悉的官员们身边陈述自己的处境。所有的情况都应当关心，但同时又都不可能考虑。

事实上，疫情的严重性老百姓们必须花好几天工夫才有可能认识到，在巴拿马，所有人的处境是毫无回旋余地的；“妥协”、“特殊照顾”和“例外情况”这些字眼已经失去意义了。连写信这样的微小要求都遭到拒绝，不予满足。

一方面，这个城市已经没有通常的交通手段可以同巴拿马其他地方联系；另一方面，一道道新的通令禁止同外界作任何通讯交往，其中就包括邮递，以防止信件成为传染的媒介。

即使是负责守卫城门的警察也有一个认识疫情的过程。一开始，几个走运的人还能去城门口向守卫的警察要求通融，一些守卫的警察遇到熟悉的人，也同意他们向城外发出信件甚至是出城。

当时是瘟疫流行的最初几天，这些警察还会沾沾自喜，会认为自己受同情心驱使是自然的事，自己做了一件好事。然而，一段时间过后，随着总督府的命令越来越严厉，再加上督查的力度越来越大。那些个警察已完全相信情况危急，因此拒绝承担他们难以估量其大小的责任。

一开始还允许长途电话通讯，各公用电话亭挤得水泄不通，长话占线也十分严重，以至有几天完全停止了通话。后来又严格加以限制，只能在死亡、出生和婚姻等所谓紧急情况之下才能通话。事实上，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几天后，公用电话亭已经全部停用。

这时候，电报就成了人们惟一能找到的通讯手段。那些由理解、爱情和肉体连在一起的人们，只好从十几个字的电报的字里行间去寻找昔日的心迹。其实，电报上能用的套语很快就用尽了，长期的共同生活或痛苦的热恋只能匆忙地概括在定期交换的诸如“我好，想你，爱你，保重自己”等习惯用语里。

不过，也有一些倔强的老百姓当中有些人还在坚持写信，为了和外界保持通讯联系，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设想计策，但事实总证明那都是幻想。即使某些人设想的某些办法成功了，那些信件也下落不明，因为对方仍杳无音信。

有好几个周里，人们不得不一再重写同一封信，重抄同样的消息，同样的呼唤，这一来，一段时间过后，原本出自肺腑的话语竟变得空空洞洞了。但人们仍旧不由自主地抄了又抄，总想通过那些毫无生气的句子提供自己亲人艰难生活的音讯。末了，所有人才终于意识到，与顽固而又毫无结果的独白和同墙壁枯燥无味的聊天相比，电报的格式化的呼唤似乎更为可取。

一些硬闯关卡的人被开枪警告，甚至有人被逮捕。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谁也出不了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时，人们才想到去打听在瘟疫之前出门的人是否能够返回。总督府防疫指挥部经过几天的考虑，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但又明确指出，返回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再出城；他们可以自由来，却不能自由离去。

就这样，仍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家庭轻率对待局势，置谨慎于不顾，只凭亲人团聚的愿望而请他们借机返回。然而无须多久，受困于鼠疫的人们便明白过来，他们那样做是在把亲人往火坑里推，便终于下定决心忍受离愁别痛。

在疫情发展最严重的时刻，出现了一桩桩人类感情战胜惨死恐惧的事例。出人意料的是，并非一对情侣在热恋中超越痛苦而生死与共，在此之前，那些个夫妻十有八九不敢肯定是否对他们的结合感到满意。然而，这次突然而漫长的离别使他们明确认识到，如异地分居，他们将无法生活；而与这突然揭示出来的事实相比，鼠疫就不算什么了。

理智不一定能战胜感情，有时候，人类依然是感情的动物。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大明老百姓过去其实是不善于表达感情的，感情生活其实很简单，老婆孩子热炕头，没有多少甜言蜜语。不过现在却正在改变面貌。过去完全相互信任的夫妻和情侣都发现自己现在生怕失去对方。

有些男人昔日自信在爱情上朝三暮四，现在也重新忠贞不渝了。从前在母亲身边生活的儿子很少注视过她，如今在勾起他们回想联翩的母亲脸上的皱纹里却注入了他们全部的关切和悔恨。这种骤然的、全面的、前途渺茫的离别使我们无所适从，成天追忆那近如昨日却恍如隔世的音容笑貌而无力自拔。事实上，疫情其间的人们经受着双重的痛苦，首先是他们自己的，然后是想像中的远方亲人儿子、妻子或情人饱受的痛苦。

如果环境不同，大明百姓也许能在业余活动更多也更积极的生活中得以摆脱。然而，眼下的鼠疫却使他们无所事事，只好在愁云密布的城里转悠，日复一日地沉浸在令人失望的回忆中。

空空荡荡的大街上，总会有那么几个人在漫无目的地散步，总会不自觉地经过同样的街道，而在这城市里，那些街道多半是他们从前和远在他乡的亲人一道走过的地方。这段噩梦般的岁月，所有的人都感觉自己是流放他乡的犯人。是的，那时刻不离人们心田的空虚，那确确切切的激情，那希望时间倒流或相反，希望时间加快飞逝的非理性的愿望，那刺心的记忆之箭，正是这种被流放的感觉。

人们有时让想像力天马行空，乐于幻想自己在等待亲人返家的门铃声，或楼梯上熟悉的脚步声；在那一刻，所有人都会忘掉火车停运的事实，设法在游子常常乘晚间快车返家的时刻留在家里等候，那种游戏当然是不可能持久的。

总有梦醒这样的时刻来到，人们才会沮丧的意识到火车不能到达此地。所有人这才知道分离注定要延续下去，自已应当设法和时间修好。总之，巴拿马的大明百姓又回到坐牢的状态，迫不得已靠回忆往昔而生活，甚至开始怀念在大明本土的生活。

倘若老百姓当中有谁企图生活在对未来的向往中，他们会很快放弃，起码会尽快放弃这种向往，因为他们正在体验想像力最终强加给的那种创伤。不过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老百姓，被他们的政府抛弃，没有人理会他们的死活来说，大明的老百姓无疑是幸福的。

在朝廷的统筹安排下，本土不停的向巴拿马运送物资，以保障这里的老百姓衣食无忧。报纸和电台里时不时会播报国外的疫情，国外那种满目苍夷的惨状让很多算了年纪的人想起了记忆深处过去了很久的灾年，他们此时非常庆幸自己是大明的百姓，心里面由衷的有了一种骄傲感。

这场忽如其来的飞来横祸那所有人都在改变，人人都必须安心望着老天混日子。时间一长，这种普遍的懒散有可能锤炼人的性格，但眼下已开始让人变得斤斤计较、琐琐碎碎了。比如，人们开始变得迷信，他们以天象的马首是瞻。看上去他们仿佛是第一次直接受天气好坏的影响，只要金色的阳光一出现，他们便满面春风，而每逢阴雨天，他们的脸孔和思想便愁云密布。从这一刻起，他们似乎在听任自己受反复无常的天气摆布，即是说，他们要么无缘无故地感到痛苦，要么无缘无故地怀抱希望。

最后，在孤独达到极限时，谁也不能指望邻里的帮助，人人都得忧心忡忡地闭门独处。倘若当中哪一位偶尔想与人交交心或谈谈自己的感受，对方无论怎样回应，十有八九都会使他不快，因为他发现与他对话的人在顾左右而言他。他自己表达的，确实是他在日复一日的思虑和苦痛中凝结起来的东西，他想传达给对方的，也是长期经受等待和苦恋煎熬的景象。

对方却相反，认为他那些感情都是俗套，他的痛苦俯拾即是，他的惆怅人皆有之。无论出于善意或恶意，这种回答都是不公正的，必须加以拒绝。或者，至少对那些忍受不了沉默的人来说，既然别人不能领会出自肺腑的话，他们只好使用做买卖的语言，也说一些老生常谈的话，谈谈人际交往方式和社会杂闻，可以说都是这些时日报纸上的新闻。就这样，在聊天中用套话来表达自己最真切的痛苦已习以为常了。

磺胺确实给了人们希望，有一定的效果，但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每天依然有人死去，这让人们感到绝望。城外临时的火葬场每天都冒着浓烟，代表着一条条生命的逝去。这更加的加重了这种恐惧感。谁也不知道灾难什么时候会降临在自己的头上。鉴于此，临时的火葬场不得不搬到更远的地方。

……

随着十几位医生护士被病人传染而逝去，瑞贝卡越来越担心自己的丈夫。丈夫正在参与疫苗的研制工作，一周只能回来一两次，瑞贝卡每次见到丈夫都成了一种奢望。她成天无所事事，神情恍惚。只能够抱着两个儿子站在窗台前盼望着丈夫的回家，每次看到丈夫的车子开进车库，她才会如释负重，然后昏睡过去。妻子的状况，让庞宪非常担心，可也没办法安慰这位朴实的女人。

为了自己的丈这位相信天主教的妻子成为了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每天都会到城中的寺庙里烧香拜佛，是否这样才能够让她安心。这样的日子，对她这位家庭主妇来说，简直就是种煎熬！

然而几天后，即使是去寺庙上香也成为了一种奢望，庙宇和道观很快就被责令关闭。商店朝夕之间便停业关门，其他商店的橱窗里也挂上了歇业的标牌，与此同时，街道上到处都是巡逻的军警。任何没有通行证的人都会被逮捕，并且受到处罚，指挥部想尽一切办法，切断任何可能传染的渠道。

妻子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相对于她，作为一位医者，庞宪却要承受更多的痛苦。每次面对呈现全部致命迹象的病人的腹部，病人的母亲们都那样失魂落魄、大叫大嚷；每天都有人抓住的他胳膊不放，都能听到连珠炮一般的无济于事的话语、许诺和哭泣；每天晚上救护车的铃声都会引起一片恐慌，这种恐慌与痛苦一样徒劳无益。经过这一连串千篇一律的日夜，庞宪只能预期还将有一个接一个同样的日子，而且一直延续不断。

是的，鼠疫正如抽象概念一般单调而毫无变化。也许只有一样东西在起变化，那就是庞宪自己每次签完死亡通知单时，那熟练的套话和工作程序，让他意识到一种让人别扭的冷漠已开始主宰了他。令人精疲力竭的几个星期过去了，暮色中，街道上虽然空无一人，但全城的屋子里照样灯火通明，人们隔着窗户相互问候，相互道一声平安。在经历了这些痛苦的日子之后，人们学会了坚强。

庞宪这才悟出，他再也不必费力压抑自己的怜悯心了，因为在怜悯已起不了作用时，人们对怜悯会感到厌倦。在这些负担沉重的日子里，庞宪找到了惟一使他宽慰的东西，那就是慢慢闭锁情感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他明白这样做有助于他完成自己的使命，那就是赶快研制出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