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02 章 壮志难酬(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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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晌,平复了些心境,方羽收敛神色,正色道:“晚年读史,方才深刻体会历朝历代在前朝基础上不断打补丁、补漏洞的深远意义。为防藩镇割据局面再度上演,避免地方尾大不掉,本朝自立国之初便重文抑武,但此举亦引发诸多恶果。
可喜的是,本朝的税基重心不再局限于田赋农税与力役,而是以商税为主。京师设有都商税院,凡州县皆置商税务。至道中,岁入税课钱四百万贯;天禧末,增八百四万贯;皇祐中,岁课缗钱七百八十六万三千九百。天禧之后,商税年额大约为八百万贯。
熙宁十年,仅华亭县辖下的一个小小的青龙镇,商税收入已至一万五千贯。
此处所言商税,仅仅指过税与住税,并未包括茶、盐、酒的禁榷(què)税与市舶收入。单以每年含专营收入的酒税而论,岁入约在一千两百万贯左右。
与大唐相比,唐德宗时实行两税法,岁入税钱不过一千万八千余缗,本朝南渡前年均税钱已增至约五六千万贯,南渡后年均税钱则升至八九千万贯。”
“哇,这么多!那打仗就不愁没军饷了,也不会担心军士哗变了!”曹仁安不禁大喜过望。
方羽却面色凝重地摇了摇头,似乎有些怔怔出神。
沉吟了一下,他才徐徐说道:“你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啊?这是何故?是朝廷开销增大了吗?可南渡后不是自官家起一直节衣缩食么?”曹仁安大惑不解。
方羽面容惨淡地笑了笑,道:“账面上的数字是增加了,可是……”说到这里,不禁摇头叹息:“先有六贼蔡京、梁师成、李彦、朱勔(miǎn)、王黼(fǔ)、童贯等人贪赃枉法,祸乱朝纲,后有军费暴增,再有君臣挥霍无度,以及冗官俸禄赏赐过多。
徽宗时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miǎn)添恨于东南,诸贼于庙堂之上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以致生灵涂炭,百姓苦不堪言。
绍圣初期,京师一地驻军月支出仅有四十余万贯;崇宁年间,军资每月支出增长至六十万贯;及至宣和年间,更是暴增至令人咋舌的一百二十万贯。
徽宗朝冗官俸禄,各种赏赐攀至高峰,铺张浪费不可不谓之巨大。可朝廷不但未裁撤冗员,还不定期赏赐大小官员宅第。至若各地官吏公款吃喝,朝廷从不多问,甚至连一些官员的家仆随从的花销、喂马饲料钱都由官府来支付。在这种情况下,蔡京还认为天下太平,劝说官家纵情享乐,大兴土木,建造宫苑、道观,让脆弱的朝廷财政更是雪上加霜。”
曹仁安忿忿地说道:“这些奸佞邪贼实在是太可恶了!”
方羽眼神中充满了忧虑,缓缓说道:“靖康之耻发生前,朝廷财政已有捉襟见肘之端倪,为了弥补亏空,于是朝廷将目光投向了百姓,颁令增加税收。但朝廷实施的‘方田均税法’造成土地大量集中,拥有大量土地的豪族世家在当地手眼通天,想尽一切办法瞒报逃税。如此一来,朝廷迫于无奈,饮鸩止渴,只得改为通过税赋折变向底层百姓收税,从而酿成苦果。各地农民纷纷破产逃亡,农田荒芜,生产也陷入了停滞。”
“那为什么不增收商税呢?”曹仁安有些不解,反问道。
方羽摇头惨笑:“商税嘛,早就动过脑筋了。连田税都增加了,又岂会放过商税?呵呵。南渡前,朝廷大量增加商税,甚至重新修订商税则例,将历年增加的商税全部合法化。
可此举一出,却直接造成物价飞涨,税收反而减少的窘境。
于是,朝廷又将目标瞄准了官府与民间百姓之间的商贸,有时官府‘和买’绸绢还不给现钱,几乎等同于白拿。
凡此种种做法,不但破坏了稳定,还导致税收持续减少。日复一日,愈来愈严重的盘剥终于激起了农民的强烈反抗,造成了大量的农民起义,仅徽、钦二帝在位的二十八年间,成规模的起义就多达四十余次,其中包括街头巷尾人尽皆知的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
听罢方公所言,曹仁安眼神中的光渐渐变得有些黯淡,不由感慨道:“治大国太难,还真不是如烹小鲜啊!”
“可到了这个地步,也不知是哪些朝臣出的馊主意,想起了在交子上作文章。采用的解决方法,不是治本,而是着眼于铸行虚值大钱,滥发钱币,此举亦是饮鸩止渴啊!”方羽痛心疾首言罢,原本平放于衣服上的拳头,双双紧握,微微发抖。
“景德二年,张咏六十岁时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交子最初只是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的一种纸币,用以代替铁钱在蜀中使用。西蜀邛州盛产铁矿,故蜀中较多使用铁钱,十枚铁钱当一铜钱。每千铁钱之重量,大钱二十五斤,中钱十三斤,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重约五百斤,须用大车往载。交子本意只是出于简便交易,奈何……唉!”曹仁安感愤之余,欲言又止。
这时,方羽又道:“崇宁年间,朝廷‘当十钱’用料为每贯约重十五斤,比原来少了一半。原本每枚铜钱应重三钱,十钱重三两,千钱则应重三十斤。如此一来,人们很快发现只用几个旧钱的份量就可以改造出一个新的‘当十钱’来用,结果引发民间疯狂盗铸,市面上小钱几近绝迹,物价飞涨。而‘当十钱’也因过于泛滥而贬值,民生凋敝。
除此之外,夹锡铁钱、交子等也因为过度滥发而贬值。陕西、河东原值钱五至七贯的钱引,到了威州仅值一百文。‘钱引’持续滥发之下,一贯钱引也只值几十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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