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1 / 2）

梁氏家族·

一家三院士，满门皆才俊

根植于灵魂的信仰

在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教育习惯中，几乎每一对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才，唯一不同的是大家对成才的定义理解各有不同罢了。纵观历史，民国时期能称得上“满门皆才俊”的家族并不多，其中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便名副其实地收获了这份赞誉。

身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梁启超被认为是革命的先行者，他参与变法革新，为的是求取中国之变、实现中国之强，然而这一夙愿在他的一生中始终未能如愿。正因为如此，梁启超转而投身社会教育事业，并且认为投身于此，为国家培养后继强健之接班人更为其“天职”。

这样的想法贯穿他养育九个子女成才的过程中。梁氏一门出九子，几乎都在各自的领域独树一帜，成了当之无愧的时代才俊。如此英才辈出的家庭，有赖于梁启超的精心培养和呕心沥血的教育。在中国幼儿教育尚未步入正轨的时代里，梁启超与孩子们一同探索中国的儿童教育，其结果是树立起家风之楷模，为世人所钦佩。

长女梁思顺是著名的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梁思成是名扬四海的建筑学家，并在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次子梁思永是著名的考古学家，与兄长一同于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梁思忠在兄弟中排行第三，虽因病早殇，但生前入伍报效国家，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四子梁思达长期从事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第三个女儿梁思懿擅长的是社会活动；小女儿梁思宁积极投身中国革命；小儿子梁思礼是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氏家族在教育的问题上有着根植于传统情怀的信仰，这份信仰与儒学不无关系。梁启超本人便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熏陶长大，从他的祖父梁维清开始，儒学思想就被接受和认同。

梁维清穷尽一生努力、耗尽一生所学，并没有如期望的那样闻达于诸侯，即使入了仕途，最大的官职也仅为“八品”。然而梁维清却做了一件令乡里人刮目相看甚至极为敬重的事情，那就是在自家的院落里办起了私塾，取名为“留余”。这间小书斋依着梁宅的空地上建起来，梁维清一改“十世农耕”的面貌，过上了半耕半读的生活。

他原本将光耀门楣的希望寄托在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身上，然而，梁宝瑛屡次落第，让梁维清开始将目光转移到了梁启超身上，并且开始亲自教授孙子读书识字。

梁启超六七岁之前几乎都是和祖父一起度过的，白天二人一同读书玩乐，晚上孙子躺在祖父的臂弯里听他如数家珍般讲着历史故事入睡。在梁启超的记忆里，祖父最喜欢讲的是宋朝、明朝亡国的故事，每次讲起都是津津乐道的，而且以此为典故向他讲述“义理名节之教”。显然，祖父的教导在不经意间将一个老儒生对典籍的熟悉和敬重传递给了梁启超。

现在的我们很容易便可获得幼儿教学的资料和知识，然而在梁启超还是个小孩子时，要想找出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幼儿读物却比登天还难。因此，梁维清只能将《四子书》（四书）、《诗经》作为梁启超的启蒙读物。

也许梁维清选择让梁启超读四书五经是出于希望他日后得以高居庙堂的目的，也许梁维清是无意识的，只因家中无其他读物，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梁启超确实从这些书中学到了家国天下、学到了理义道德、学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传统的思想根基。“家国一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这些崇高的君子之道为梁启超后来走上变法革新之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祖父对他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四书五经的层面，从祖父那里，梁启超学会了礼义、宽厚、心怀大众的良好品质。从后来梁启超对祖父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知道，梁维清勤俭朴素、自信坦诚、严于律己，而且是一位颇有德望的乡绅，处处得到村里人的敬重。

据说，当年村里的土路年久失修，出行交通甚为不便，这样的事原非一个乡绅所能及，然而，梁维清却将其视为己任，不仅捐出了自己辛苦攒下的钱财，还动员村民一同加入。后来他的努力竟然奏效了，村里的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最终把村里的土路修成了石板路。此外，梁维清还略懂医术，素日里喜欢给乡亲们诊诊脉、看看病，对此，他不仅不收钱，还会尽其所能为他们置办药材。这些点点滴滴自然让陪伴左右的梁启超耳濡目染。

后来，十二岁的梁启超“应试学院”，并考取了秀才，年少有为的梁启超被当时的广东省学政大为赞赏。学政不吝赞美之词，连连称赞梁家教子有方，直呼梁启超未来前途远大。

的确，梁启超后来的经历证明了他的确不是燕雀之辈。梁启超始终胸怀家国，爱祖国如同爱自己的母亲，他的一生只致力于一件事情，那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参与其中，使陈旧的封建国家焕发出新的生机。

从师从康有为推动戊戌变法开始，梁启超就将自己的生命同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因此，无论何时，他都怀揣着一腔为国奋斗到底的热血。熟悉梁启超的人都知道，他从日本归国以后定居天津，并给自己起了一个雅号，叫“饮冰室主人”，这里的“饮冰”取自《庄子·人间世》中的一句话：“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

为什么梁启超会给自己取这个雅号呢？这和他的爱国主义情结密不可分。早年为求共和，梁启超险些陷入囹圄，不得不忍痛去国离乡暂居日本，归国之后，其内心的一片赤诚仍未减退。此时的梁启超正处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民族存亡危在旦夕，国家前途岌岌可危。可以想见，师从康有为、一身爱国情操的梁启超，此时的内心会是何等焦灼。在他看来，这样的焦急是内心发出的，故而称之为“内热”。“何以解热？唯有‘饮冰’。”梁启超取此名寓意深刻。

这就是梁启超从前辈那里继承而来的优良的家风，对此，他将其视为人生准则，并沿着爱国的轨迹安排着自己的人生。这份精神信仰在他开始为人父母、教养孩子的时候，便毫无保留地传递了下去。

他不仅身体力行地教授自己的孩子要培养“不惑”“不忧”“不惧”的君子德行，更重要的是把爱国主义的精神核心种进了孩子们的心里。“毕业后回来替祖国服务，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责任”，这是梁启超在1927年5月写给海外的孩子们的信里提到的，类似的教导还有很多。正由于梁启超的教诲，梁家的九个孩子中虽然有七个远赴大洋彼岸求学深造，但无一例外最终选择回国建功立业，梁氏家族几代人的赤子之心拳拳可见。

如今的我们面对留学一事已经习以为常，便捷的途径和宽松的环境让很多家境较好的家庭可以选择送孩子出国，有些人着实是为了培养孩子能力、拓宽孩子的视野，如此决定也在情理之中，但不乏少数家长以对祖国的亵渎来劝孩子离开，这样的做法实在令人难以认同，甚至有些可耻。遥想梁氏一门，在国家积贫积弱之时尚有如此情怀，如今国富民强有些人却乐不思蜀，实在令人感慨。

在孩子们幼小时，梁启超经常陪伴身边，以言传身教教会了他们根植于灵魂的信仰。后来孩子们各自旅居国外或是成家立业，梁启超仍旧不忘以书信对他们谆谆教导，四百余封家书从生活细节到内心情感，从家国天下到人生感悟，内容涵盖广泛而充实。家书远隔重洋送到儿女们手中，无高傲的训诫、无琐碎的闲言，有的只是娓娓道来的口吻和耐心细致的叮嘱，此时的儿女们虽无法承欢膝下，但依旧可以聆听到父亲的教诲。

梁启超对于国家和个人有着一番独到的见解，在他的意识里，国家和民族的生命总是比个人要长远，甚至会是永久的，每个人所做之事不一定能在有生之年见到成效，但不必因此顾虑而束缚自己的手脚，应该尽心尽力做好分内之事，其他事皆可不必去管。这样的概念超脱、淡然，他用这样的思想来教导孩子们，旨在让他们淡泊功名，投身到爱国事业中，尽心尽力履行自己的职责。孩子们牢记父亲的训诫，把爱国主义印刻在灵魂中、融进了血脉里，指导着自己人生的选择和方向。

建筑家梁思成和林徽因抗战时期迁到四川，严酷的考验和恶劣的环境使得他们夫妻的身体状况极为糟糕，梁思成患上了脊椎软骨硬化症，林徽因有严重的肺病，但他们仍旧没有停下研究的脚步，不少外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试图以优厚的条件聘请他们去国外工作，对此，他们回应道：“祖国正在危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哪怕是暂时的。”于是毅然决然地将这些邀请拒之门外。

梁启超的小儿子、我国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对父亲是这样回忆的：我父亲传给我，或者我的基因里头最重要的是两个字“爱国”，忧国忧民，我父亲生前希望他子女里面有人搞科学技术，后来我干了科学技术。我们应该有志气，要使中国强大起来，我们是干“两弹”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强盛。

身为父亲，梁启超不仅给了孩子们生命的血脉，更给了他们崇高的品德和精神信仰，这一点的确与众不同。

关于教育，梁启超曾经发表过著名的《少年中国说》，其中一句“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尽显梁启超对中国少年以及少年教育的深刻认识。而文末的那句“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更让人感受到他内心的澎湃和鼓舞人心的斗志，即便是今天读来，仍难掩内心的激动。

的确，教育一事重如泰山，然而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尤其是科举八股，虽冠以“教”“育”之名，实则束缚了广大读书人的兴趣和创造力，成了少年教育最大的败笔。梁启超虽启蒙于此，但长大成人时恰逢思潮涌动之时，西学东渐之风日益浓重，加上他曾经去国游历，无论东洋或欧洲，皆收获颇丰。因此，他本身的视野较之父辈则更加开放和包容，对子女的教育更是贯通中西、学无陈规，还出现了不少创举。

趣味主义者的家庭教育

梁启超初涉世事时便拜在康有为门下，学着如何追求真理、如何革新救国。戊戌年间，怀揣着革新梦的思想家们原本以为可以就此实现鸿鹄之志，但却以失败告终，被迫逃亡日本。

后来康有为竟拥护张勋复辟，一时间梁启超与其分道扬镳，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一幕；再后来，袁世凯也打算复辟，并且花重金邀梁启超同路，梁启超断然不从，袁便派人迫害，无奈之下，梁启超只得再度逃亡。

几经波折，梁启超最初的政治信仰被惨不忍睹的现实粉碎殆尽。此后，对政界失望的梁启超在演讲、著述、书信中对此多有流露。比如在题为《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的演说中，梁启超就曾这样说：“我近来极厌恶所谓什么主义什么主义，因为无论何种主义，一到了中国人手里，都变成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犀利的话语直指时政之弊。

几年后，在给孩子的书信中，他又说道：“现在所谓北伐，已完全停顿，参加他们军队，不外是参加他们火拼……自从党军发展之后，素质一天坏一天……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切葱一般杀人，死了真报不出账来。”的确，当时的政治新贵们登上政治舞台三五月不足，就有不少已是腰缠万贯，政府所谓的廉洁已不堪一击，对此，梁启超认为女婿希哲在此时的政府底下做官员“真算得一种耻辱”。随后，他还担心孩子们想不开此事，于是特意嘱咐他们如果一时无法抽身出来，则需暂时忍耐。

正是这样的厌恶和不满，使得梁启超或多或少有了一丝“奈何明月照沟渠”的无奈和辛酸，但是梁启超并没有因此而轻视自己肩上的担子，他的一腔热血是为了振兴国家和民族而上下求索。最终，他将精力转至教育领域，提出了著名的“少年中国说”，希望通过教育之路为国家培养出真正的人才。

空谈教育的人很多，实践教育的人却屈指可数。梁启超虽然大谈教育，但并非纸上谈兵之辈，他把自己关于教育的理解、观念的转变和方式的革新全都用在了对自己孩子的培养上。梁家几个孩子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几乎都是由身为父亲的梁启超亲力亲为的。从课程的设置到内容的选取，梁启超都极为用心。以传统儒学为思想基石的“梁氏教育”，加入了西学的成分，开创了独特的教育模式。

关于幼儿时期的启蒙教育，梁启超曾说：“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意思是说幼儿教育在人生中极为重要。在当时的封建伦理面前，每个准备长大成人的孩子都会在年幼时遭受极大的摧残，一个是女孩子的缠足，一个是男孩子的科举。只要经历过这两道“门”的人，最终都会变成封建礼教里“合格”的臣民。

然而，于国于民族而言，这却是极大的破坏。在梁启超著述的《论幼学》里，他对当时的教学方式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虽然四书五经里传递的道理为人间大道，但刚上私塾的孩子们年纪太小，这些道理对他们而言未免太过于高远，并不容易接受，即使勉强接受了也无可施之义。

除此之外，梁启超还在文中列出了幼儿教育的多处弊端，比如“其课学童也，不因势以导，不引譬以喻，惟苦口呆读，必求背诵而后已”“未尝识字，而即授之以经。未尝辨训，未尝造句，而即强之为文”……由此可见，中国私塾里的先生们在教育孩子时并不看重知识的用途，而且只看重能否写出符合科举八股的文章来。也正因为如此，最终走进社会的所谓人才，“蓄积虽多，皆为弃材”，“专以记性强人者，其悟性亦必随之而减”。洋洋洒洒的一篇文章看下来，当时幼儿教育的问题一目了然。

同样是在这篇文章里，梁启超将他所知道的西方国家的教学优势也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根据他的了解，西方国家的教学习惯是先教孩子们认字，再教孩子们领悟大道理；先教孩子们辨别常识，再进一步将他们往文史科学的方向引导。另外，西学注重悟性的培养，这点与中国的教育大为不同。他们对孩子的启蒙大多广而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不仅有文史、哲学之类的内容，还包含了音乐、美术、体育等艺术及体能方面的教育，归纳起来就是“可以略识天地人物之理，中外古今之迹，其学足以为仰事俯畜之用，稍加阅历，而即可以致富贵”，从最终的效果来看则是“用力少而蓄德多，数岁之功而毕世受其用也”。

对教育颇有见解的梁启超对妇女是否受教育的问题十分重视。他认为，女人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不能读书识字的问题不仅影响了女人自身的发展，对于全民教育的普及、素质的提高都是极大的障碍。在中国将近四亿的人口里，有接近一半是妇女，她们中大多数人肩负起教养孩子的责任。但可悲的是，她们中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寥寥无几，绝大部分人只懂得干活劳作，此种情况下想要寄希望于她们来开展得体的幼儿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多孩子只能延迟接受教育，而且一接触就是私塾里的八股文。

相比之下，西方国家里超过半数的儿童早期教育都是由母亲来完成的，比起老师，身为母亲的她们更了解孩子的个性和喜好，更容易找到适合孩子们的教学方式，并将她们的学识最直接、最有效地传递给孩子们，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这一点十分重要。

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影响，梁启超从第一个孩子梁思顺的培养开始，便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当时梁启超带着夫人和孩子正客居日本，为了生计，梁启超应邀编纂中学国文教科书，这一工作不仅让他有机会和孩子朝夕相处，而且“无意中反使娴儿获大益”，因为女儿成了他的第一个读者，也成了她编写教材的好帮手。梁启超陪同女儿一起认字、读书、识礼数，并且以日记的形式详细地记录了他们父女在此过程中经历的快乐和一同克服的困难。

从西学的经验里，梁启超在女儿的学习中加入了数理化方面的内容，对此，他专门请了家教辅导这些知识，并且索性在家里设立了实验室，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学习这些科普知识时如果遇到一些想不通、不明白的地方，可以自己动手解决问题，既加深了理解，又增加了趣味。

这些被提及的西方教育与我们今天的教育颇为相似，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科学与艺术教育相结合的课程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然而在当时却并不被普遍接受，甚至因为无益于走上仕途而被认为“不正经”。

显然，梁启超并不这么看。在他的眼中，这些知识不仅有利于素质的培养，而且是获益终生之物，不可轻视。所以，他经常教导他的孩子们学习时除了要注重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还要多花点心思去学些音乐或美术，如此才能使学习丰富多彩，不至于枯燥。

梁启超自诩是一个趣味主义者：“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他何用？”

所以，当梁启超为孩子们制订教学计划时，趣味便成了首当其冲的要素之一。这里所说的趣味与我们平素所理解的意思有些不同。他所谓的趣味，其性质必须具备“以趣味始、以趣味终”的特点，简而言之，就是一件事情干下来，始终是有趣的，不生出与之相反的结果，谓之趣味。比如赌钱一事，虽有人认为它是有趣的，但赌钱的本质最终会让参与其中的人闹到很没意思，或是家破或是人亡，着实没有任何趣味可言，因此，梁启超很排斥赌钱。而做学问就不同了，学问的趣味虽然冷暖自知，需要花点耐心慢慢地来，但是，它却是能“以趣味始、以趣味终”的，是可以长远保持下去的，故而成为趣味。

梁启超鼓励孩子们将这样的趣味融入学习里去，待在家中由他辅导是如此，孩子们离开自己独自求学时同样如此。他在写给孩子们的书信里这个主题仍然多处可见。比如当年梁思成在美国学习建筑时，梁启超就曾经担心他的课业由于过于专业而枯燥，进而导致他单调、乏味而不思进取，故而写了一封家书给思成，里面便提到了趣味的问题。

在梁启超的观念中，他自身的生活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因此能让他保持长久的不厌倦。对于他而言，当在新的方向找到新的趣味的时候，就犹如旭日升天、新荷出水一样，充满了新生的动力和干劲。虽然有人认为他这样有泛滥的短处，但是，反过来看，让他始终保持欣欣向荣的态度，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长处。对于梁思成，梁启超还是了解的。梁思成对于学术的专注值得赞赏，但他有时会因为太过于专注的缘故，将自己的生活弄得十分单调，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就很容易对现下研究的学问产生厌倦，进而滋生很多不必要的苦恼，梁启超将其视为堕落的根源。因此，他鼓励梁思成多多培养自己的兴趣，并且主动地去认识新的朋友，以此来保持自己源源不断的兴趣和学习热情。

这就是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理论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教育新观点。他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个“主义”，并且将其中的妙处传递给他的子女们，让他们在博采众长、丰富素养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了自己做学问的能力。梁氏家族里这些“学霸”们能如此出众地成为行业精英，与梁启超的这一观念不无关系。

虽然梁启超对孩子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但是，他却并不跋扈，相反，在很多问题的探讨和选择上，梁启超选择了和孩子们平起平坐的方式，给予他们充分的尊重和空间，找寻最适合他们自己的方向和领域，这是梁氏教育的又一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