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1 / 2）

诗书冯家·

书香门第重学养

学富五车，诗文传世

民国时期，很多望族都培养出了在文学、史学、科学等多个领域的大师，这些大师又反过来进一步促使家族成为近代史上闻名遐迩的名门。其中，从上而下都具有浓郁诗书气质的就是河南唐河的冯家。

大河之南，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文明在这块土地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唐河为古蓼国之地，历史文化悠久，此地虽历代多出贤人，但真正让它于近代被大家广泛知晓的是此地出了一家书香门第，从祖父辈开始便形成了写诗文的习惯，延续至后辈培养出了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著名地质学家冯景兰、文学家冯沅君，“一门三杰”皆有造诣。

祖父冯玉文一改祖辈不识书香的背景，从最初的小生意者转而成为舞文弄墨之人。他的经纬之才让冯家从他这一辈开始变得家境殷实起来，家里光吃饭的人就有二三十口人，如此看来“也算是个封建大家庭了”。值得一提的是，冯玉文并不像其他地主家庭一样只满足于物欲的丰盈，相反，他的骨子里有着一份文人才有的诗书情怀。

虽然并未被当时的科举所选中，遗憾地落第，但他却把对诗书的喜爱融入了自己的生活里，开启了冯家“诗书传家”的风气。最初他只是一个开酒馆经商致富的人家，后来因为冯玉文不满当地土霸横行霸道，对于他们的行径十分反感，于是特意聘请了县上的名师来到家中教他的三个儿子读书，这其中就有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三兄弟在冯玉文的悉心安排下，读书识字越发勤奋起来，后来三人皆中了秀才，冯家开始在当地扬起名来。应该说，冯玉文的诗书之志为后来冯家的后起之秀成功踏入文学殿堂奠定了基础。

冯玉文仙逝以后，留下了一部《梅村诗稿》就是由他所著的几十首诗编撰而成的。后来，他的儿女们，也就是冯友兰的父亲、伯父、姑姑们也都诗不离口，《知非斋诗集》《复斋诗集》《梅花窗诗草》皆出自冯家人之手。所以，冯友兰在后来的《三松堂自序》中才说：“我们这一门有一种作诗的家风。”

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延续了祖父的诗书之风，考取秀才后又考中进士，被清廷委任为知县。由于他不愿离家太远，因此捐了个“指省”（就是花钱指定一个自己愿意去的省份）来到了湖北，随后在武昌谋得一个固定的差使。随着父亲的安定，家族里才同意母亲带着冯友兰几兄妹随父亲生活，于是，冯友兰随着母亲舟车劳顿来到了武昌。安定下来的冯氏夫妇开始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

当时的武昌有两湖总督张之洞办洋务时建起来的“方言学堂”，这是夫妻俩最开始打算让冯友兰上学的地方，但连最年长的冯友兰都还没到上学的岁数，因此只能作罢。冯家的附近虽然有小学，但是因为地域划分太明显，孩子尚小，加上不是本地人，很容易受人欺负，所以思来想去也只好放弃。

在那段日子里，孩子们上学的问题成了夫妻俩经常讨论的事情。虽然尚无定论，但对于冯友兰的父亲来讲，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那就是孩子在学习新知识之前，必须先学好中文，“他认为，没有一个相当好的中文底子，学什么都不行”。最终，两夫妻决定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母亲在家教孩子们识字背诵，并且兼任监督的职责。冯友兰的母亲出嫁前上过学，因此认得字，虽然有些字只知道如何发音却不解其意，但是幼儿读书即便是在私塾也是先教记忆背诵而已，所以母亲完全可以担得起这个角色。就这样，冯友兰在母亲的陪伴下读完了《书经》《易经》，还读起了《左传》。

按照这样的安排，母亲负责日常教导，父亲负责出题。有一次，父亲出了一个题目叫“游洪山记”，孩子们各自照着这个题目展开来写，在孩子的眼中，洪山更多的是游玩的地方，因此他们笔下写出来的游记充满了描述风景的辞藻。父亲看了看他们的文章，摇了摇头说不行，认为这样的文章并没有什么亮点，所谓写文不仅要言之有物，更要有所寄托，能“触景生情，即物见志”。紧接着，父亲也写了一篇作为示范。

父亲笔下的《游洪山记》以湘军将领罗泽南在洪山阵亡的故事展开来写，洋洋洒洒的一篇文章下来，有追忆，有情愫，有思考，借着这篇文章，冯友兰的父亲以此教导他们，虽写的是景色，但如果只知道游山玩景，蹉跎了岁月，连山灵都会嗤笑，因此，人要立大志做些大事方不白费时光。

可见，从冯友兰开始接触诗书开始，父亲关于人生的思考、关于景致辨证的看法的引导为他后来走上哲人之路起到了启蒙的作用。虽然他们只是在家里读书，但是由于父亲的缘故，冯友兰三兄妹并没有完全与当时的武汉教育界相隔绝。为了让孩子们学习起来与学堂中的孩子们更为接近，父亲叫母亲仿着学堂里的制服给冯友兰和冯景兰兄弟俩一人做了一套，父亲还教他们唱《学堂歌》，这学堂歌是张之洞写的，当时的各大学堂几乎都在传唱。

冯氏夫妇制订的这个教育方案虽然奏效了一阵子，但后来随着父亲职位的变迁又面临新的问题。后来，他们商定着给孩子们请一个教书先生，从这个教书先生到衙门以后，冯友兰的读书开始上了轨道。看得出，教书先生对此有一定的研究，他给冯友兰三兄妹设定了四门课程：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经书不读了，转而开始习古文，读本是《桐城吴氏古文读本》，一打开就是贾谊的《过秦论》。教书先生并没有把课程排得满满当当的，一般一个上午上完了，剩下的时间孩子们可以自己安排。由于父亲不允许孩子们出衙门乱逛，因此冯友兰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父亲的签押房里。签押房里有两大箱子书，还有一些时下新型的刊物，父亲允许他们在这里随意翻阅。种种安排给了年幼的冯友兰宽裕的阅读时间和空间，也在无意中培养了他爱好阅读的习惯。

爱好阅读是一种极为良好的习惯，人的一生获取知识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阅读的途径实现的。在孩子刚开始认识世界的时候就应该培养孩子喜欢阅读，这将是陪伴他们一生的好习惯。冯友兰在此后的日子里孜孜不倦地博览群书，从各类书籍中收集知识和最新的思想，最终成就了自己在学术上的超凡地位。

应该说，在冯友兰接触文化启蒙的日子里，父亲的影响是巨大的。封建大家庭的出身和遵循封建科举制度所受的教育，在冯友兰的父亲身上遗留下了明显的“绅权”的印记。因此，父亲不仅告诉冯友兰他们如何学习、如何思考，还把自己关于“绅权”的情怀传递给了他们。他的从政经历也在年幼的冯友兰心里留下了印迹，后来冯友兰在长期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同时，仍然能在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位时展现出了超强的行政能力，这与幼年时在衙门里的耳濡目染不无关系。

冯友兰的出众其实早在年幼时便崭露头角，从六岁在家塾中读书开始，冯友兰的中文底子便如父亲所愿，打得十分牢靠。十六岁时便以复试第一的好成绩考入了开封的中州公学中学班。1912年，冯友兰考入了上海中国公学，这所学校最初是由清末革命党人创办的，它的诞生源自留日学生为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而罢课、退学回国的爱国情愫。因此，这所学校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之一，同时也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的学校。

在上海中国公学，冯友兰第一次接触到了哲学——这门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学问。而使他真正向往学习西方哲学，并且在毕业后决定赴美学习这门学科的，是中州公学开设的一门名为“逻辑”的课程。冯友兰学习逻辑，虽然仅仅是一个开始，却让他领略到了哲学的魅力，进而点燃了他以后要选择哲学的热情，并将其视为终生奋斗的事业。对此，他的班主任笑着说他是当代的孔老夫子。

结束了上海中国公学的学习，冯友兰顺利地进入了北京大学，学习他心仪已久的哲学。当时的北京大学哲学专业比起其他文史类课程属于新秀，很多当初进入这个专业的学生后来或是改换研究方向，或是中途放弃研究，只有冯友兰一直坚持了下来，而且用了一生的时光来完成关于哲理的思考。

如果说上海中国公学是冯友兰对哲学的初体验，那么到了北京大学则是冯友兰真正和哲学打交道的黄金时期。北京大学一向以名师荟萃闻名天下，在这里，冯友兰不仅可以投入忘我的学习和研究，还能从各位名家的讲义中答疑解惑、博采众长，为他以后在哲学上成为登峰造极的集大成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冯友兰一进北大就听说黄侃讲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这位上座率最高的著名教授以独具一格的讲课风格、抑扬顿挫的吟诵声调，还有渊博的知识储备赢得了学生们的满堂喝彩；刘师培教授的中古文学史同样精彩绝伦，虽然正值中年，但是水平很高，上课既不带书，又不带卡片，讲起课来头头是道，随便背起资料滔滔不绝，学生十分佩服；胡适先生在北京大学讲课时所采用的学术方法，给予正处在学习研究中陷入迷茫的冯友兰提供了迫切需要的除去眼前障碍、开启心智的好方法。

哲学的海洋浩瀚无际，沉浸其中慢慢摸索出自己道路的冯友兰从大学三年级上学期便开始为自己确定了研究课题，具体而言是如下三个：逻辑学、欧美哲学趋势以及中国古代名学钩沉（胡适当年在北大开辟的一门新的研究课题）。从这三个选题可以看得出，冯友兰当时在北大已经在自己的思想中糅合了中西方向，这也正是冯友兰成为哲学家以后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不仅关注世界最新的哲学趋势，同时也追溯中国哲学的渊源，从而让自己在不同的思维中获得不同意义的收获。

正如泰戈尔所说，西方和东方的哲学思维在源头上是不同的，西方更注重个性的追求，东方更主张实现心中的理想，而真正的哲学家就是能将两者嫁接在一起，从而形成自己独到的、令人信服的思维方向。冯友兰便是这样的一位哲学家，他耗尽毕生精力所研究的中国哲学史，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东南亚同样如此。他的启蒙源自家族，但成长却有赖于自己不断的思考和追求，他的家族为他开启了一条诗书之路，而他自己又将这条道路走出了思想的高度，进而成就了近代史上尽人皆知的冯氏家族。

望族的血脉渊源

很多不熟悉冯友兰的人，将冯友兰的出众归因于他所经历的不俗的教育背景，比如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求学、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的光环，但其实，冯家除了冯友兰以外，其他家族成员同样有着自己优质的学习品质，比如冯友兰的妹妹冯沅君就被人们称为“文史女杰”。

冯家对于子女的教育尤为重视，而且并不像其他望族那样重男轻女。从冯友兰六岁开始，冯异台便在家中设立家塾，不仅两个儿子冯友兰、冯景兰可以在家塾中读书识字，小女儿冯沅君也可以加入其中。

在冯友兰的记忆里，妹妹冯沅君有两大特点：第一大特点就是极为聪明；第二大特点就是十分有个性。

1916年，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的冯友兰回到家中过暑假。由于哥哥们个个长了年纪，都出外求学去，家中只剩下小妹妹冯沅君一人，有时不免有些闷得慌。因此，哥哥们回家，最开心的应该是冯沅君了。可以想见，对学问充满好奇心的冯沅君拉着哥哥们问长问短会是多么温馨的一个画面。回到家中的冯友兰担起了指导妹妹读书的责任，冯沅君跟在哥哥后面读书，但不是读已经烂熟于心的那些旧课文，而是跟着他读那些看似高深晦涩、接近魏晋文风的文章。

当时北京大学的很多老师都是章太炎的学生，章太炎的文章内容考究、用词严谨，加上生僻字多，有不少人都觉得难以理解，但与此同时，很多学生的文章又都受到了章氏文风的影响。也许一开始冯友兰为妹妹介绍这些读物时并未多想，又或许他只是想开拓下小孩子的眼界，多看些不一样的作品，但是，出乎冯友兰意料的是，冯沅君只用了一个暑假的时间，便把那些冯友兰交给她抄读的文章吃透了不少，不仅能读懂，还能临摹那些文章的结构、语风写出作品来。

第二个特点就是她的个性极强，十分倔强。有一次冯沅君上学时写了大字给先生看，也不知教书先生说了什么批评她的话，冯沅君觉得不甚合理，因此便生气起来，后来竟赌气不去上学，母亲说如果不去上学就把她关进小黑屋里，原本以为这样的恐吓会让她改变主意，乖乖地上学去，没想到，冯沅君竟然点头答应，并且告诉母亲，她宁愿被关进小黑屋也不愿去上学。

这些特点同她的哥哥们其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冯家向来重视孩子们的学习，并无男女之别，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冯沅君独树一帜的思想开启了大幕，让她从小便知道，知识并非女子的禁区，女孩子的思维同样可以犀利超前。结合冯沅君后来的经历，其实这样的想法便是她才华的初现端倪。她的成绩也许不像哥哥那样著书立说，留下一两部影响广泛的社科著作；但却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留下“女杰”的美誉。她留学巴黎，获得巴黎大学的文学博士，开创了中国女性在巴黎大学获得学位的新纪元，虽然她终身从教，但她在学术研究的同时投身到新文学创作的领域中去，写下了与冰心、庐隐相媲美的新文学作品。

冯沅君在文字上能力不俗，就是当时在学校读书时，她也是“名满京华”的才女。“五四”之际，新青年们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自由和解放的追求和支持，其中曾在北京城引起轰动的古装话剧《孔雀东南飞》至今仍被称为当时的经典。在20世纪初，女大学生本来就不多，能登台表演的更是一个令很多人拍手叫好的壮举，而冯沅君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和同学程俊英、陈定秀一起加入了《孔雀东南飞》的排演。演出期间，许多人闻讯赶来观看，连李大钊先生也带着夫人和女儿前来助阵，这个剧目盛况空前，冯沅君也成了北京城里引人注目的人物。

就是这样一位不走寻常路的女子，当她运用自己扎实的中文功底、结合当时社会涌动的新思潮、再用细腻的笔触将自己内心的那部小说勾勒出来之后，那些文字便成了人们争相传阅的佳品，其效应不亚于她当初在舞台上出众的表现。

鲁迅曾经在很多地方都对冯沅君的作品做出了不俗的评价，这其中包括给好友的信件，还有她的某些公开的文字。冯沅君的文章主要是关于恋爱的题材，但却没有小女人莺莺燕燕的描写，也不似深闺中的女子期盼情郎一般自怨自艾，她的小说充满了对自由、对爱恋的向往，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以及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冲破。冯沅君这种精神的可贵之处在于，她本身受封建大家庭的影响，原本是这些礼教的顺从者，但是，她却没有任由自己成为封建礼教的执行者。

冯沅君的父亲英年早逝，家中的支柱落在了哥哥们身上，而他们在外求学，不断地寄回一些最新的刊物，无意间又向冯沅君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窗户。冯沅君从最初的缠小脚、包办婚姻的当事人变成了一个提倡新思想、崇尚新生活的呼吁者，也正是因为她，才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个敢作敢当、大胆叛逆、毅然与封建传统战斗的知识女性形象。这种冲破束缚、追求自我的精神，漫说是当时的女子，就是那些站得笔挺的男人们也不一定有这样的魄力。

冯友兰对于妹妹冯沅君学习知识的态度同样延续给了他的女儿冯钟璞。女儿从小就和哥哥们一同认字、学习，从没被落下，而姑姑冯沅君的文字也深深地吸引着她。在这样的氛围里，冯钟璞走上创作的道路便成了意料之中的事情。而她的文字优雅、观点真诚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便继承了父亲和姑姑的“真传”。

因此，所谓的培养应该根植于深入了解孩子特性的基础上来完成。也许这个孩子对音律尤为感兴趣，也许那个孩子的绘画天赋极高，父母应该善于去发现这些天赋和优势，并且懂得去鼓励孩子们往他们所擅长的方向去发展，而不是听闻学习钢琴在考试时能加分便趋之若鹜，或是见到别人家的孩子因为绘画出众而被破格录取，便强迫孩子拿起画笔。天赋不是后天培养的，但是天赋却离不开后天的培养，能否发现孩子们的优势也是检验父母教育方式和能力的一项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