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荒凉(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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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结婚那一年,我和老婆一起回父母家。我们动身离开时父亲在打麻将,不送我们,母亲和我们拎着大包小包的特产、新鲜蔬菜往车站走去。当时我们没有车,从小区走到车站,非常漫长,然后坐车到地铁站,再坐地铁回家,分三步走。我们手上的东西太多了,父母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们这对成家之初的夫妻。老婆看着小区门口的三机说,我们坐马自达(三轮摩托)吧!我不置可否地回答一句,然后和一个人的目光对视了一瞬。他就是杜大伟,戴着眼镜,白皙的脸上镶嵌着一圈络腮胡子。我收回目光,快步往前走去,边走边说,快走几步就到车站了。

那段路其实很远,但我还是鼓足力气往前走去,全然不顾手里拎着山芋、南瓜、玉米面是那么沉重。杜大伟斜靠在三机上的样子刺激了我,他身体倾斜,目光空洞,等着生意。那是我见过的最为空洞无物的目光。我自己大包小包的样子也刺激了我,我们都很累,还是不要相认相见的好。

在回城的车上,我对老婆说:“刚才那个开三机的,是我初中同学。”

老婆惊讶地说:“那你为什么不坐他的车到车站呢,走了那么长时间。”

我说:“没办法坐他的车,给钱他不会要,他一直很骄傲。”

“那他怎么开三机?”老婆问,言下之意就是他现在怎么这么惨。是的,刚才看他放松地靠在车上,我看得出他的时间都耗在等客人用车上,一趟往往只能赚三五块钱。

我告诉老婆,他虽然骄傲,但考试成绩不好。不好到老师见了就很厌恶的程度。那时大家上学的目的不是全面发展,而是学校和老师考试升学率如何,是农转非。如果升学率高,思想、理论、经验、奉献之类都会随之而来,广为宣传。不高,学生就是老师和学校的罪人。

“但是他凭什么骄傲呢?”

“他数学好,没有辅导就拿过省奥数的二等奖,老师做不出来的大题目他都能做出来。”

老婆不解地问:“那其他的学科很差?”

“是很差,严重偏科吧。到了初三,他数学也一点儿不好了,其他人考试比他好的太多了。”我接着说,“他总是因为成绩太差被打被骂,有时候被打得哭半天。”教育就是一个权力的祭坛,我们都是供品。有的供品光鲜、坚硬,不能入口;有的供品早早烂了,被处理掉了。杜大伟就是被学校处理掉了,后来上了一个最差的中技学校。

老婆问我:“你们当时玩得怎么样?”

“玩得很好,后来他不跟我们玩了,初三时几乎要退学了,回家不肯上学,但中考时还是来了。那个时候他每一门都很差,是最差的那一种。”

“那你们毕业之后没有联系?”老婆又问我。

“写过几封信。我喜欢写信,但是他不喜欢,渐渐不联系了。我知道他这么多年一直在老家,现在拆迁了,你也看到了,他开三机。”

看来我是找不着杜大伟了。母亲还在说着杜大伟的事,一些细节,然后她重复着:“他现在不是要饭,就是做苦力,或者死了。”

我看了看有点儿得意和快意的她,没说什么。她觉得自己儿子现在落脚城市,有一份工作和一个住处,就是很圆满了。她不知道,我现在总是感觉,不是要饭,就是做苦力,或者死了。没有前途,没有名誉,没有舒心自然。太多的时刻我多么希望回到老家,从事和二十多年前类似的事,吃类似的食物。或者直接回到二十多年以前吧,躲在那里,哪儿也不去。当然我回不去了,中考、高考两次考试让我获益了,走远了。不然,我就是杜大伟。

成为了杜大伟的我,不能确保可以勤劳致富,很大的可能,也是会贷款做生意,弄得很失败,借钱去赌博,搞得很失控。然后,逃到仅仅看地图就觉得遥远的地方去,死也死在很远的地方。那时,杜大伟的母亲等人会反复说:“他现在不是要饭,就是做苦力,或者死了。”

下午三点半左右,我带着女儿,回城。我问女儿:“爷爷奶奶有没有带你去爬山?”她说没有。“那他们有没有带你去钓鱼呀?”她还是说没有。她很聪明地问我:“爸爸爸爸,你小时候是不是常常玩这些东西?”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她感慨说:“我真想到爸爸你小时候去玩哪!”

我说:“我也想带你去呀(这话多么科幻,一个父亲带着他的女儿回到了自己十岁那年),但是我们去不了了!”

“为什么?”五岁不到的女儿有一种无所顾忌的气概,对不可能的事总是心存不服。

我说:“时间是一路往前的。不要说带你到我小时候去,就是带你回到昨天,也不可能了。”

女儿沉默了,汽车飞驰,发出轰鸣声。车窗外风声大作。女儿突然说了一句:“那我们只好把明天当成昨天了。”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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