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仁爱是暴力的终结者（2 / 2）

投身于改善丈夫担任监狱长的瓦维克监狱的塔特娜尔夫人，知名度比福瑞夫人差一些。但她也把许多罪犯从邪恶的世界带上了勤劳善良之路。她主要关注那些处于逆境的少男少女，在使这些人重新回到社会的努力中，她几乎总是无往而不胜。

然而，对于改善众多囚犯的待遇来说，个人力量毕竟是弱小的。要想解决这样大的问题，只有依靠法律。立法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消除犯罪动机来防止犯罪，而监狱管制的主要目的，也就是改造罪犯的道德环境，引导他们回到他们曾经冒犯过的社会的怀抱。这对罪犯而言，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因为他们的遭遇往往是由他们生长的环境所造成的——在其中，他们缺少教育，受到社会制定的法律的不公平待遇。

以往的时代，社会对罪犯往往采取报复措施，把他们看成洪水猛兽；现在，社会采取的是一种温和方式，力争对他们加以改造。在纽约州，西西监狱的管理人员就曾经带头改善罪犯的待遇。他们之所以这样，是由于爱德华先生的报告。他说他自己“根本不相信在世上流行了如此之久的暴力体制——这一体制以为，通过折磨罪犯，就能使他们进入所谓的好秩序，因而根本没有必要求助于任何比恐惧耻辱感更好的东西”。他还说他“通过亲身经历，已经打心眼里相信罪犯们虽然堕落，但仍然有一颗能够被友善、良知所触动的心灵。这颗心灵可以通过求助于理性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来唤醒。而这，只需要充满同情和希望的动听声音就够了。就足以使他们永远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西西监狱听从了爱德华先生的建议，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对待罪犯的体制，不久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现在，这所监狱的规章就是：惩罚越少越好，鼓励一切愿意进步的行为。过去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许多犯人，现在被改造成了对社会有用的公民，只有极少数人重新恢复了他们以前的恶习。

这种体制在女人身上特别有效。一位女舍监在一个小礼拜堂里向一群女囚犯讲述自我约束的责任，以及不管在今生或是来世，如果希望摆脱痛苦，都必须加强修养的必要性，然后接着说：“这个小实验的结果，是在囚犯们更为平静温顺的活动中，在她们温和谦卑的语气中，在她们惬意愉快的服从中表现出来的。它坚定了我的下述信念：不管犯罪使她们如何低贱，暴行和错误使她们如何冷酷，只要理性占据了她们的头脑，就没有一颗心灵会如此顽固无情，以至于同情和友善的声音都无法融化它；或者会如此冷淡，以至于基督之爱，它都无动于衷。”

皮斯贝利上校，康涅狄格州的威斯特巴里监狱的监狱长，在以人道方式对待和改造罪犯方面，他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身上有种几乎高不可攀的道德勇气。在他被任命之前，对待囚犯的常见方式是极端粗暴的，这对他们产生了不可移改的恶劣影响，在他们中间导致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狠毒”。犯罪率急剧上升，监狱每年都使州政府负债累累。皮斯贝利上校彻底改变了这种方式，他以一种友善的态度积极从事改造囚犯的工作。对他们的好行为，他加以鼓励；对他们的弃恶从善，他倍加赞扬。他解除了重刑犯的镣铐，告诉他们他相信他们！这种政策呈现魔术般的效果。囚犯们对他抱持信任的态度，对他的规则表现出最大的尊敬。监狱里秩序井然，不久就开始依靠自己的劳动来应付开支。

他对待一个犯人的例子值得一提。这个囚犯力大无比，多次越狱，是该地的凶神恶煞，已经陷进犯罪深渊17年了，而且越陷越深。在他进来时，皮斯贝利上校告诉他，他不希望看到他再重复在其他监狱多次尝试过的逃跑。“我将会尽我所能地使你过得舒适，并盼望有一天成为你的朋友。而且，希望你不会故意给我制造麻烦。监狱里有一间打算用作单独禁闭的房子，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动用它。打开它的门锁，把任何一个人投进去，都会使我难过。你可以像我这样在监狱里自由走动，如果你像我相信你那样相信我的话。”这个人安静了下来，接连几周都表现出对皮斯贝利上校的极端温顺。终于，有人告诉上校，他正在打算越狱。上校把他找来责备了一顿，这个人一直保持沉默。他告诉他，现在是有必要把他锁进单独禁闭室的时候了。矮小干瘦的上校走在前面，大力士跟随其后。当他们来到过道的最窄处，上校把灯光转向囚犯，看着他的脸。“现在，”他说，“我问你，你是否曾经像我应得的那样对待过我吗？我已经做到了我能够想到的使你舒适的任何事情；我相信你，而相反，你却从来没有给过我哪怕是最小的信任，而是打算给我制造麻烦。是这样吗？不过我实在不忍把你锁起来。如果我接到你一丝赞同我的信号——”这个囚犯泪如泉涌。“先生，”他说，“17年来，我一直是一个恶魔，但你却把我当人看。”“来吧，让我们回去。”上校说。从此，这位罪犯又像以前那样在监狱里自由走动了。他向上校敞开了心灵，快乐地服满了所有的刑期。他们成了相互信赖的朋友，他对上校付出了所有的信任，所有的他力所能及的对朋友的忠诚。

皮斯贝利上校具有一种绅士风度。有人告诉他，一个穷凶极恶的囚犯曾经发誓要杀掉他。他赶紧把他找来，让他替自己理发，而且身边不准有任何其他人。他看着这个人，指着剪子，要他给自己理发。囚犯的手颤抖着，而上校却泰然自若。理完发后，上校说：“有人告诉我，你想把我杀掉，但我想我应该信任你。”“上帝保佑您，先生！”这个获得重生的人回答道。这就是信任的力量。（注：尽管在合众国一些州的监狱里，罪犯受到了人道的对待，但在一封写给1880年2月3日的《泰晤士报》的信中，威廉·图罗克却抱怨一些州对待青少年罪犯的方式。“例如，”他说，“在最近的一份费城报纸上，有一篇参观佐治亚州立监狱的报道。在这里，数十个罪犯生活在极端堕落的令人恶心的环境中，被迫从事橡胶生产的工作。他们居住条件糟糕，被数只大侦探犬看守着，身上还戴着镣铐。在他们中间，参观者发现了一个15岁的孩子，10岁那年，他由于入室行盗，而在这样幼小的年纪就被法官判了5年监禁！从那时起到现在，他已经忍受了5年这样的奴隶生活！从登载这篇报道的杂志来看，从作者的明显特征来看，恐怕有理由相信这篇报道完全属实。何况，官方的声明也完全证实，在美国无数的监狱里，虐待现象是再明显不过了。能够对一个如此年轻的孩子做出如此判决的法官，我们将乐意看到他自己也被关进监狱里，虽然我曾经在宾夕法尼亚的一所州立监狱，亲眼看到一位美国法官的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由于贪污被判刑两年，但他的住所已经被装饰得奢侈豪华。而更令人惊奇的是，就连当地人都认为是极端“严重”的犯罪，在他那里，法律也是如此轻描淡写！”）

纽约州的欧本州立监狱长官古德尔将军，以及另一位监狱看守伊塞克·霍帕先生，在对待和改造罪犯方面取得了同样的成就。后者成功地改造了50名罪犯，其中只有两个人重新走向了邪路。为了说明仁慈的力量，我们下面得花大量的笔墨来描述这样一件事。

罪犯必然遭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在服满刑期之后找到一份工作。他愿意工作，决心成为一名诚实的人，然而警察知道他的行踪，总是对他纠缠不停。于是，他很快又改变了主意，被迫回到原来的老路。因而，要想使一个囚犯回归诚实，囿于环境，机会十分渺茫。托马斯·莱特，曼彻斯特的一位仁慈者，把自己看成是受人冷落的囚犯的朋友。他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也没有财富，有的只是他那颗用之不竭的爱心。

虽然他所受的教育不多，但早年从他母亲那儿汲取了强烈的宗教意识。从母亲的背带里解放出来后，从善的时机就成熟了。他必须面对这个世界，面对它的劳作，面对它的幸福，也面对它的邪恶。很早起，他就与曼彻斯特最不幸的大人和孩子混在一起。这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最终，他的心灵和良知对伙伴们的亵渎行为产生了反感，从母亲嘴里说出来的道理开始起作用。他与一位宗教界年轻人熟悉起来，并开始有规律地光顾宗教场所。

15岁，他成了一名曼彻斯特铁铸工的学徒。开始时，工资每周5先令。由于他的坚定、沉着和勤奋，工作越来越顺利，到23岁时，他成了制模工的领班，每周工资达到3英镑。这是他的最高收入，但他随后所做的善事，根本就不靠这份钱。

他的心思从很早的时候就放在了那些最无依无靠的罪犯上面。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罪犯，很少能回到老地方工作，而新的老板也不会雇用他们，因为他们缺乏老板需要的专长。长期监禁的浸染，往往使他们习惯与那些比自己更邪恶的罪犯接触，因而出狱后他们留念过去的关系网，不少人就像以前那样，重新开始他的犯罪生涯。这样的恶性循环，周而复始。

一天，一个人来到铸造厂，获得了一份工作。这是一个稳重、细心、工作勤勉的工人。可是不久后有人泄露说，这个人是一名刚被释放出来的罪犯。老板问托马斯·莱特是否知道此事，他说他并不知道，但答应去考察这个人。在第二天的工作中，莱特漫不经心地问那名工人：“你以前在哪里工作？”“在国外。”他回答说。最后，在几次进一步追问之后，这个可怜的人泪流满面地承认自己是一个释放出来的囚犯，并哀求莱特，别让他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让他坚定不移地清除自己罪恶的品质。

莱特先生真诚地相信了这个人。他把他的经历告诉了所有的工人，并在他们手上放了20英镑，作为对这个人未来良好表现的保证金。他同时向这个罪犯保证，他将被留用。可是第二天早上，这个人就不见了，解雇他的命令就这样在无形中生效。莱特立刻派了一个工人到住所去找他回来工作，但他已经离开住所，带走了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属于他的东西。

确定这个人是朝着布里方向进发之后，莱特先生立刻沿着他的足迹追了上去。他发现这个逃亡者坐在离曼彻斯特不远的马路边，伤心欲绝，走投无路。莱特用手拍了他一下，然后拉他起来，告诉他工厂已经决定留用他，一切都要靠他自己，看他能否保持自己作为一名可敬的工人的品质。他们一起回到曼彻斯特的工厂。这个人以后的表现，完全证实了领班曾经做出的保证是正确的。

这次亲身经历深深地感动了莱特先生本人。他看出同情心和人类之爱在把那些可怜的罪犯从他们业已陷进去的痛苦深渊中拯救出来方面，可以有多么大的作为。他感到，他们不应该放弃任何重新做人的希望，而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完全应该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使之回归勤劳的生活。这成了他心中强烈的愿望、应该努力完成的使命。他没有任何助手，但一种强烈的信仰使他坚定不移地迈向成功。

莱特先生住在萨尔福特监狱附近，希望能够接近狱中的囚犯。可是，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并没有得到允许。后来，铸工厂一位年轻人的父亲在狱中担任看守，他把莱特先生介绍给监狱长。于是，他才被获准参加星期日下午的服务。不过，他并没有得到单独看望囚犯的机会，只好耐心等待。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莱特先生正要离开监狱的小礼拜堂之时，牧师叫他别走，并问他是否能够替一个囚犯找份工作。这个囚犯即将刑满出狱，希望能够有一次证实自己的品格已得到改造的机会。“可以，”莱特说，“我将尽力而为，努力为他找到一个位置。”他成功了，出狱囚犯找到了工作。

现在，监狱长让他可以更自由地在监狱里走动。他亲自屈尊访问囚犯，与他们谈心，替他们出谋划策，鼓励他们下决心改正，把消息带给他们的家人，尽量使自己成为他们的朋友和恩人。在囚犯出狱时，他常常约见并送他们回家。他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他们，供给生活费用，然后尽力替他们找到工作。

他在许多情况下都获得了成功。工人的雇主也开始相信托马斯·莱特了。他们知道他是一个善良而仁慈的人，不会出错主意。出于对他的信任，他们常常雇用出狱的囚犯。如果有疑心，莱特就会用自己的钱做保证金，使他们信心坚定。而这保证金，是他从自己每周70先令的领班工资中攒起来的。

所有这一切，他都是在默默中完成的——他宁愿为人所陌生，以免所做的善事被人干扰。就这样，在几年之内，他成功地为近300名出狱囚犯找到了工作！他甚至成功地——这是所有工作中最糟糕的——为女酒鬼找到了归宿。当时，他跑到老远的农村里，说服女酒鬼丈夫把他那不再酗酒、而一心忏悔并渴望回到家里的妻子领回来。

他的一个朋友曾经提到过一件明显的事例。一个曾经在波特兰服刑期满的人被释放后，带着一张出狱许可证和一封牧师写给托马斯·莱特的信来到曼彻斯特。莱特替他找了一份清道夫的工作，并使他提升为道路修理工。他的行为证明他已完全改正了。莱特接着替他获得了进入凯隆·斯托维的周末全日学校的许可，使他成为该校的一名教师。他表现出良好的教学能力，就连凯隆·斯托维都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开始相互熟悉，凯隆安排他为自己伴读，在适当的时刻，任命这位波特兰罪犯为一名牧师。

另一位受到老板信任而负责管理仓库的年轻人，由于交友不慎，结果盗用了老板的资金。他的偷盗行为被发现了，老板打算起诉他。这位年轻人的父亲恳求托马斯·莱特从中调解。莱特立刻赶到老板那里，成功地使他答应不起诉年轻人，而给他另外的惩罚。“给他另一次机会吧。”这常常是托马斯·莱特的迫切建议。年轻人被送回工厂，从此表现出了最令人满意的行为。他比以前更加卖力地工作，后来成为工厂的一名股东，并最终成了工厂的负责人。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为“托马斯·莱特”这个名字而祈祷。

莱特这样工作几年之后，他的自愿劳动终于受到了官方的注意。威廉上校在他关于监狱状况的年度报告中提到了莱特这个名字。他说：“要想表明这个卑微的、无助的好人到底是如何从事他的慈善事业，以及到底在何种程度上获得了成功，这只要看一看那几百名与他有深交的罪犯，大部分已重新做人，只有4个人再次入狱的事实就够了。我们欣喜地看到，罪犯们信任和依赖他，这似乎完全来自于他那朴实、谦逊，以及慈父般的为善方式。”

许多情况下，当莱特先生无法为出狱罪犯找到工作时，他或者把自己的钱借给他们，或者在自己的朋友中发起一次募捐，把他们送出国。他就这样帮941名出狱犯人出了国，在全新的、和旧时熟人相隔绝的环境下开始生活。出狱罪犯本人回报他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帮他做善事。他们为自己的朋友寻找工作，或者帮助发起募捐，把别的出狱罪犯送出国。因而，仁慈总是产生仁慈。

这些出国的囚犯当中，有一位被送到北美去的人写信给莱特先生，称他为“亲爱的养父”。他在信中夹寄了两英镑捐给“伦敦男性劳教所”。这位现在成了富翁的侨民在信中写道：“您，我永生难忘的父亲，是您的帮助使我获得了今日的成功。您是我今生最好、最亲切，也是唯一向我提供帮助的朋友。您通过自己无私的帮助，使我摆脱了昔日罪恶的生活。当所有的人见到我别脸而去，视我为恶棍和流氓时，您像一位浪子的慈父，热情欢迎我回到高尚和完美的生活中，以黎明前将要出现的曙光般的希望安慰我年轻的心，用您慈父般的劝告和纯真的希望指引我的命运。上帝保佑您，亲爱的父亲！上帝保佑您全部的仁慈！每当我想起您为您那可怜的朋友所做的一切努力时，思念的眼泪就在我脸上流淌。”

就在这时候，莱特先生正在铸造厂里工作——从早上5点直到晚上6点，有时更迟。整个晚上的空闲时间以及大多数星期天，他都投身于他那自愿接受的事业。或者在监狱、收容所、简陋的星期日学校里，或者在不幸者和罪犯的家中。现在，他已是63岁的高龄，身体也开始衰老。他一无所有，所有多余的收入，都已用在出狱囚犯的解救和出国中。他常常把自己约束到最俭朴的生存方式里——总认为如果自己拥有了财富，却不把它们献给那些处于不幸中的人，就是一种罪过。

当政府认识到了他的事业的价值时，便给他一个监狱巡视员的职位，并付给800英镑的年薪。乍看之下，似乎这笔小钱是他可以赚取的收入，同时能够扩大他的工作范围。可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说它会制约自己做善事的力量，他相信，一旦他成为一名政府官员，就不再会被看作“囚犯的朋友”。

同样地，曼彻斯特人民也试图为他募集一笔相当于他每周工资数量的年金——这充其量相当于他的工作为国家挽救的金钱的十分之一。“皇家奖励基金”响应募捐活动，认捐了100英镑，剩下的由曼彻斯特人民募集。他们募集到了182英镑送给莱特先生作为年金——这恰好是他以前通过白天的劳动赚取的数量。

瓦特先生捐献了一幅名为《善良的撒马利亚人》的珍贵画作，作为响应曼彻斯特人民募捐活动的证明。这幅画的主题是“艺术家钦羡崇敬的肖像，高贵的慈善家，托马斯·莱特”。它被挂在曼彻斯特市政大厅的显著位置，立刻成为艺术家友善和慷慨的证明，更成为它所展示的人的高尚品质的象征。

直至今天，莱特先生仍在继续他的慈善工作。他往返于城镇之间，像霍华德那样，探视这些地方的监狱。他走访了“田野晚径避难所”“瑞德赫尔工业学校”以及密尔邦克、本顿维尔、波兰、朴次茅斯、帕克胡斯特等地的监狱。他在建立“雷基德学校”时勤奋工作，满心希望教育那些穷人的孩子过诚实的生活，从而防止他们走上犯罪道路。他把无知和坏榜样看成是一切罪恶的滋生地，因而尽一切力量通过世俗或宗教的教育把它们彻底清除。他呼吁当时正积极提倡建立国家教育体系的科布登先生，应把消除犯罪和贫困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首要的强制措施。除了“雷基德学校”之外，他还创办了“改造学校”“便士银行”以及“擦皮鞋队”。哪儿需要做善事，哪儿就少不了他的援救和帮助。属于他的每一分钟都无比充实。他的格言是：工作，工作，不管今天哪里需要；时时如此吧，因为夜晚就要来临了。

就这样，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当他进入85岁高龄时，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然而，他仍然时刻准备接待那些希望看到他的人——特别是那些穷人、出狱囚犯或回心转意的罪人。他的生命逐渐凋零了。第二十三首圣歌不停地挂在他的嘴边，在每天的昏迷中，他感到自己正在“向着家里走”。他曾经战胜了一切，现在正在结束这种战斗。1875年4月14日，他安宁平静地睡着了。他的一生，确实是“活得值得的一生”。

莱特是通过信任罪犯来实现他们的改造。信任就是信心，他们的心灵是能够被触动的。除非情况特别糟糕，年轻人是在缺少关怀和不诚实的环境中长大，否则信任就会是双方的。还是把人往最好的方面看吧。“往最坏处看人，”玻利罗克先生说，“是坏心肠和卑鄙灵魂的确切标志。”你也许受骗了，这是真的，但受骗总比不公平待遇好。

不久，英国关闭了一切公共场所，禁止平民大众进入。许多重要的建筑在平日都关门闭户，除非你得到了“命令”，或愿意给小吏和古玩讲解人小费。不列颠博物馆被关闭了，国家展览馆被关闭了，圣保罗教堂和威斯敏斯特修道院被关闭了，威索尔古堡、宝塔、议会，以及其他一切公共建筑、古玩珍藏、艺术作品，除了极少数之外，都被关闭或藏起来了。看起来，有人认为，如果允许平民百姓进入到这些地方，他们立刻就会砍掉木头、砸碎石头、摧毁这些古老的建筑。

我们相信，已故的约瑟夫·休谟，是第一个公开致力于改变这种可悲状况的人。他取得的第一个成就，是使不列颠博物馆这幢公共建筑向公众开放。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其阻力是巨大的。有人早就惊呼，它的珍藏品已被无可挽回地损坏、损毁、弄碎、捣乱，甚至有一些价值连城的珍藏品也已被盗走。况且，所谓的革新居然是这样的！然而不管如何，我们得感谢休谟先生的顽强争取，是他使不列颠博物馆重新向公众开放，虽然博物馆自然要对这些“洪水”进行预防。在重新开放之前，博物馆只允许三三两两的小组参观，而且有一名官员——实际上是一名身着便服的警察——陪他们四处观看，他负责防范那些意图打碎珍藏品的人，随时准备突袭任何一心等待机会损坏身边的珍藏品的野蛮人。

好！议会的命令下达了，不列颠博物馆应该对所有屠夫、面包师、普通士兵、女裁缝、女帽制造或贩卖商，以及所有从事最普通职业的最普通的人开放。况且，我们的斯塔雷先生在粗野行为大量出现时是怎么说的？就在粗野行径突发的那一天之后，他来到众议院（这时他是其中的一名成员，同时是不列颠博物馆的专员）。他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以一种断然的语气宣布：“我受到了警告，也为之深感忧虑。然而，我现在可以声明，昨天（国际劳动节）有31500人到过不列颠博物馆，而损失只有价值不足6便士的收藏品！”因而，所谓的“洪水”是不存在的，应该普遍地允许人们自由地参观我们自己国家的古玩和艺术珍藏，而不致引起普遍的社会动乱。其秘密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应该受到信任。

在慈善工作中，休谟先生表现得非常顽强。他不断呼吁那些管理者，应该信任人民，向人民开放公共收藏，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因为人民身在其中能够得到快乐、熏陶和教育。通过年复一年的不断重复的工作，他成功地使宝塔、汉姆顿宫廷、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圣保罗教堂等公共建筑次第向公众开放。这场运动逐渐蔓延开去，现在，不仅在伦敦，而且在许多大工业城市，公园都向公众开放，让人民在其中享受欣慰和乐趣。

1851年大展览时，是否应该派部队包围伦敦以使人民保持安定，成了议会严肃讨论的主题。这一提议最终被否决了，水晶宫没有被部队包围。结果怎么样？几乎没有哪怕是价值1便士的东西被人偷走，也没有任何东西被人损坏。首都警察署署长罗文上校在众议院一个委员会面前被问到这一问题时，他的回答是：这种结果应归功于“人民的高尚行为”。他补充说，许多设备最近得到了近几年都没有得到的改进，也是允许人民进入公共建筑的结果——一句话，得益于信任人民。这是一种消除“洪水”的正确方法：允许人民自由地观看艺术作品，因为它们突出地展示了上帝给人的恩赐；让人民在美的形式——它充满了高雅、奉献和高贵——面前沉思，唤起真诚的感情和严肃的思想，缅怀历史上的高尚品行，他们就会在无意中变得高贵、谦卑、纯洁、文明。因而，我们的画廊应该成为教育基地，通过提高净化鉴赏品味，触动人们的内在灵魂，来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家的教育水平。信任人民，允许他们自由地进入这些地方，这事实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品格的教育。信任某人——表示你乐意相信他——就是通过你的行为而不是法律或权威的力量向他表明，你相信他的真诚，你将尽最大努力博得他的好感，赢得他的心灵。当你以自己的行为举止证明你相信他的美好本性时，你就消除了他的罪恶本性。因而，善能克服恶。

实际上，我们只需要信任某人，就能把他的善引导出来。以实际行动相信他的长处，他就能学会正确地发挥优点。要消除新产生的自由之恶，唯有自由。让刚从牢房里出来的囚犯习惯于光线，他不久就能忍受最明亮的阳光。使人谦卑，就必须使他熟悉谦卑的作用。使人成为好公民，就要允许他熟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游泳之前必须先下水，骑马之前必须先学会跨上马背。在一个人成为优秀公民之前，他首先必须被允许承担公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