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真正地行动起来（2 / 2）

实际上，学习字母、单词或遣词造句并不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重要。学习与善行或幸福毫无关系。相反，它可能会破坏人性，使人自高自大、不可一世。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并不是文学。精通文学的人往往会产生一些伟大的思想并影响各个时代的人，但是，他们却很少采取行动去成为道德上的楷模。

并不像很早的地质时代群山一同出现那样，人类是不可能使整个群体一同得到升华的。人类精神道德的升华只能以个体的形式进行，因为只有个体的提升才能给群体的升华提供切实可靠的保证。教师和牧师可以从外部进行思想灌输从而对人们产生影响，但是行动本身却主要来自个体内在的精神力量。个体的人必须发挥自身的力量，自己拯救自己，否则，别人是绝不可能会给他提供什么有效的帮助的。“肉体的习惯是通过外部的行动形成的”，巴特勒博士指出，“而精神的习惯则是通过内在的实践的意志的运用形成的——这些意志付诸实践或采取行动——这样，就形成了服从、诚实、公正和仁慈的准则。”

说到巴特勒，斯蒂温芬先生在他最近的著作中指出：“仅仅从道德方面看，他的观点是非常感人的；他的伟大也是无可争辩的。在他的著作《推理》和《训诫》中，显而易见，他的布道自始至终都将‘良心’奉若神明。他将一切行动最终都归结到职责上去，无论受到什么疑虑和烦恼的困扰，他都始终坚信世界的秘密最终会被揭开，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道德来解决。”

学校教育与道德之间极少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什么联系。纯粹的智力开发对人的行为几乎产生不了什么影响。死记硬背的信条不可能根除一个人的不良嗜好。才智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它要通过隐藏在它后面的力量来推动和发生作用——这些力量包括情感、自我克制、自我约束、想象、热情和各种各样的给品格以力量的因素。这些原则大多是在家庭中完成灌输过程的，而不是在学校里。如果家庭一直处于一种令人压抑、毫无益处而又没有道德原则的气氛，那么这样的家庭还不如没有的好，同样的，学校也只不过是一个学习和服从纪律的场所。另外，家庭是培育美德的真正的温床。家庭中的日常事务远比学校和团体的日常事务更接近我们的生活，影响更为深远。据调查，在家庭中受教育的那段时间被认为是真正的品格形成时期和最有自信心的时期。

充分进行家务培训是老年人的职责，而遵循父母的教导并增长才干是青少年的本分。教育是一种具有权威性的和受人尊敬的工作。按照基佐的意见，基督教是一所世界上已经出现的最伟大最让人崇敬的学校。只有宗教教义才会教于人自我牺牲、崇高的品德和可贵的思想。它渗透于人的良心之中，使得生活可以让人愉快的接受，而非怨天尤人。

“培训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自由，”一位伟大的作家指出，“对一名儿童来说，你越早让他形成自己的行为准则，你就越快使他长大成人。”杜潘洛普殿下曾经说过：“我对最年幼儿童的自由尊重比对成人的自由尊重更小心在意，因为成人有自我防卫能力，而小孩儿却没有。当我一想到小孩儿是可塑性极强的人，我就决不会侮辱他们，因为在他们身上会打上我意志的烙印。”

父辈的权威和家庭的独立自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一原则稍有片刻的模糊就会招来麻烦，基督徒的情感就因此不能容忍并奋起抗争，直到这些权威最终得到恢复。然而，斗争并不是获得自由的唯一方式，驯服、自制和自我管理都是理想的状态。它不靠教育灌输而来，而是通过榜样的示范作用而非直接的言语教诲而达到目的。身教胜于言传，因为身教相对而言更为困难一些。同时，最良好的影响往往是慢慢产生的，它逐渐地符合人性的需要。

因此，道德的本质要求在于正确的行动。良好的意愿并非一切，它不总是带来善行。而坚定不移的行动才是最为重要的砝码，孜孜不倦地做好一件事会给那些旁观者以一种无声的潜移默化的力量，这种力量使我们无法估量。在圣保罗教堂的演讲中，利登牧师大人曾经意味深长地向年轻人提出工作是人生的真正目的。“人的生命是由行动和耐力构成的，”他说，“人生的成就是与高尚的行为和持之以恒的耐力成正比的。当然，真正的劳动者并不仅仅是体力劳动者，思想生活不能排除在劳动之外，因为真正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劳动……人的一生如果好逸恶劳，处于一种道德的昏睡状态，那么这是一种堕落，因为生命只有通过劳动才能获得崇高。”

高尚的劳动往往是真正的教育家，而游手好闲则是肉体、灵魂和良心的彻底败坏者。世界上的邪恶和悲惨十有八九起源于懒惰。没有劳动，就不会有人类的幸福和社会的进步。至高无上的特权总是伴随着无法忍受的悲惨。假如一个懒惰的人受到让他永远年轻的惩罚，而身边的人却在衰老和死亡，那么他将会真诚地呼唤死神的到来以求得解脱。“世界上最弱小的生物如果把他的力量集中于一个特定的目标，他必将能成就一些事业”，卡莱尔指出，“而那些最强大的生物如果把力量分散到许多事情上，他们很可能一事无成。”

我们不是有许多需要克服的困难吗？那么，通过劳动来战胜它们吧。驱除恶魔的咒语没有哪一个比劳动更为奏效的了。精神和肉体的懒惰就像铁锈，它比劳动对人的腐蚀摧残要可怕得多。“我宁愿工作而死，也不愿锈蚀。”一个高尚的劳动者说。席勒也曾经指出，他发现人生的最大幸福在于完成一些基本的职责。他还认为“美感永远不会帮助你履行任何一个职责”。人类的最高秩序不在于做出决定，而在于凭着感觉去行动。

最大的困难往往出于我们平常所忽视的地方。令人痛苦的事情的出现，或许是为了考验和检验我们的实力。我们能获得心灵上的平静，很多时候在于我们坚定不移，经受住了考验，从而为完成了相应的职责而心满意足。“最野蛮的战争是日常生活中那些令人痛苦的战争”，诺曼·麦克劳德说，“它们的伟大就是我们的伟大，它们的悲哀就是我们的悲哀，它们的胜利和失败就是我们的胜利和失败。正像它们有荣耀、失败和胜利一样，我们也是如此。”

经受磨难是接受道德原则的最好学校。当遭遇困难已是不可避免时，我们要有勇气而直面它们。幸福与其说存在于我们的目标之中，倒不如说存在于我们的精神之中。亚里士多德这样说过，与困难搏斗是战而胜之的最可靠方法。实现某一目标的决心同相信自己能够完成这一目标的信心实际上成正比关系。才智必须通过我们的需要得到磨炼。在遇到和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个人才能够更好地前进。

因愚蠢而失去了自己机会的人，他们的回忆录将写满令人痛苦而又难忘的篇章，但却充满了给这个世界的启示。“一个人只要忠实于自己，只要他强壮健康，他就不会被世界所遗忘。为了对年轻人有所裨益，我想对1000个下决心努力奋斗的人进行精确的统计，看看其中失败的人数到底有多少。我认为它不会超过百分之一。”埃比尼泽·埃利洛特说。人类的成功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它需要一系列的失败作为铺垫。如果一开始便遭受失败，接下来又是接踵而来的失败，直到最后，所有的困难因我们的坚持而逃得无影无踪，人们才算真正取得了成功。

软弱和懒惰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是想获得成功又不愿承担获得成功的代价。要知道，想得到任何值得欣赏和拥有的东西都必须愉快地付出劳动，这就是实践中力量的奥秘所在。“一个人或许宁愿辛勤劳动，也不愿游手好闲。因为游手好闲使得一个人的全部才华处于一种昏睡和迟钝状态，而无法得到充分的运用和发挥。从长远来看，自身才能的运用本身就是真正的幸福的源泉，随之而来的收获比当下的直接所得要大得多。”

据说，有这样一位大法官，他从不放弃任何一次依法办事的机会，但是，他从不肯贪赃枉法，做任何一件违法的事情。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全力以赴全身心地投入。如果他付出的劳动导致了失败，他不会自责，因为他已经尽力而为，无怨无悔。

我们应当劳动，应当坚信：我们所播种在泥土中的善良的种子，必将生根发芽，成为善行。每一个人一开始为自己所打算的，上帝会为他来完成。的确，仅靠我们自己是什么事情也不能完成。我们的工作所停止的地方，是其他人工作的起点，他们会使我们的工作更接近于完美。因此，我们必须留给后来者一个美好的蓝图，使我们值得被他们去效法模仿。曾经做得好的，正在好好做的，准备好好做的，他们成为环环相扣的整体，这是所有时代不可分割的连续的状态。

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毫无用处的。只是他们的生存这一事实使得他们的存在成为必要。世界是先于他们而存在的。只是因为他们选择了善良，他们才生活得有价值。相反，如果选择懒惰与邪恶，他们便一无用处。他们用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做了些什么呢？他们是否向这个世界表明他们的生存具有价值呢？他们是否因为自己的存在而使别人生活得更好呢？他们的一生是否懒惰、自私、贪图安逸和无足轻重呢？他们是否在追求快乐呢？快乐总是拍打着翅膀从游手好闲者面前飞过，而幸福也是懒汉们所可望而不可即的。快乐和幸福是工作和劳动的果实，但绝不是粗心大意和平庸者的报酬。

一个感到活在世界上毫无意义的年轻人，因为事业的不成功，决定当众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件事情发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卡普诺镇。这个年轻人受过良好的智力方面的教育，但对其他方面一无所知，包括职责、美德和信仰都一窍不通。由于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对来世的报应毫无恐惧。他刊登了一则广告，说自己准备作一次演讲，然后从头部开枪自杀。这次耸人听闻的演讲的入场券是每人一美元。这笔收入部分地用于他的葬礼的费用，其余的用来购买英国3个唯物主义者的著作，这些书准备存放在市镇图书馆。当时，整个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入场收入相当可观。在他结束这场演说之后，按照诺言，他拔出大口径手枪向头部开枪，就这样结束了世俗的生活，急匆匆而又血淋淋地站到了上帝的面前。这件事发生在1868年8月。

或许，这种可怕的行径是精神空虚的结果，或者目的在于虚张声势地制造耸人听闻的新闻。他的名字将会写进书本。有的人或许会为他的勇气而呼喊。但是，这与其说是勇敢，不如说是怯懦。这样的事情即使满足了他们的虚荣心，也是极为荒谬的做法。谢里登曾经说过：“把贪婪、欲望和野心当作伟大的激情是一个错误。它们根本就不是，充其量只是渺小的激情。虚荣是一切激情的支配者，它既可以激励人们做出最悲壮的英雄事迹，又可以驱使人们犯下滔天大罪。要是我能免于受这种激情的支配，我就可以笑傲他人。他们只不过是一个顽童，而我却是个巨人。”

无论是完成那些艰巨的任务，还是敏捷迅速、精力充沛和沉着冷静地克服那些在每个人的生活道路中千百次出现的困难，坚强的意志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也是所必不可少的。因此，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勇气和正直廉洁是同样必需的。这种力量在完成单个的职责中或许是渺小的，但是，它却使我们在遇到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时不感到意外，不惊慌失措、怨天尤人。它是人类精神的最终收获之一。

每一代人都必须承担生活的重压，度过各自的危险，经受多重的考验。每一天我们都面临着各式各样的诱惑，或者是懒惰、自我放纵，或者是邪恶。责任感和勇气的力量使我们不惜牺牲任何世俗的利益，来抵制这些诱惑。当美德已成为一种日常习惯，我们便拥有了个人的品格，在很大程度上，就为实现我们被创造出来的目的而优先做好了准备。

缺少一点勇气，对这个世界的损失是件多么惨重的事呀！有做某事的意愿，但却没有去完成它。世界就是这样，它是如此依赖于我们的行动，每一件事情似乎都在对每一个人大声疾呼：“想做什么事情，就要行动，行动！”那些可怜的乡村牧师在各自的教区中和各种邪恶势力搏斗，和违法、犯罪、不公正及各种恶劣行径斗争，他们的责任感比亚历山大大帝还要崇高。而有一些人只不过是个滥竽充数的劳动者，他们装模作样地工作，或者做个两股战战的旁观者，却没有勇气纵身投入。每一天，都有无数默默无闻的人被送进坟墓，如果他们曾经有敢于行动的勇气，或许他们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因而能名垂青史。

爱丁堡大学的威尔逊教授在教导学生时，总是把责任感放在首位，而且，是指采取实际行动的责任感。他的演说深深地影响了那些听课者的品格。他鼓动他们在人生的战场上英勇奋战，像古代丹麦英雄那样“英勇无畏，意志坚强，在完成自己职责的道路上决不动摇退缩”。这就是他的人生信条。

世界上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挫折和失败，大多是因为缺乏勇气。当路德对伊拉斯谟说“难道你想在鸡蛋上行走而不踩破它们，和在玻璃上漫步而不压碎它们”时，胆小怕事而又优柔寡断的伊拉斯谟回答说：“对基督的事业我不会不忠诚。至少时代允许我这样做。”路德的性格则与他截然不同。“我要砸烂这些寄生虫，虽然各种邪恶势力会纠结起来，像房顶的瓦片那样厚实，共同反对我。”或者像圣·保罗一样，“我不仅预备被人捆绑，而且准备被送到耶路撒冷处死。”

亚历山大·巴恩斯爵士说：“我的性格特征十分严肃认真，对于我所从事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漫不经心地去对待。事实上，只要我答应去做的事，我就不会心不在焉。”这就是一个坚强的人和一个懦弱者的全部区别所在。在生活中勇敢者冲锋陷阵，战死沙场；高谈阔论者却被抛到了后面；那些贪生怕死者则逃之夭夭。行动表明了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言语则只是表明我们应该做个什么样的人。在勤勉工作的任何时候我们都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悲观主义者认为，工作或者说工作的必要性是人类的敌人。与此相反，卡罗阁下认为，不可抑制的本能使人类采取行动，而且通过行动产生了一些为我们始料不及的快乐，产生了我们期盼已久的幸福，也完成了那些强加给我们的职责。这种不可压制的本能不是别的，正是生命的本能。行动对人生做出了解释和概括总结。与此同时，它升华了我们自身的内在情感，从而衡量了人生的真正价值。真正的快乐在于：面对各种困难时，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取得了胜利，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种力量一开始只是它自身的主人，然后才成为生命的情人，不管是在征服者的邪恶意愿中还是在战胜科学文化或工作的困难中，总而言之，它是人类忠诚的朋友和安慰者。它使人类克服了自身的各种弱点，变得纯洁和高尚；自觉抵制各种庸俗的诱惑，帮助他度过日常生活中的悲痛，甚至完成他从一时的极度悲伤中的自我解脱。在现实生活中，一旦我们第一次克服了疲劳感和厌烦感，我们就会从此受到鼓舞。撇开它所产生的其他结果不谈，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最实在的快乐。像悲观主义者那样，把工作当作一个敌人，这正是对快乐观念的一种误解。一个劳动者当他看到工作在自己手中或在自己的思想中蓬勃发展时，他会在其中发现自我、发现自身的价值。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不管他是获得了丰收的劳动者，是建造了房屋的建筑师，还是完成了塑像的雕刻家——不管它是一首诗还是一本书，这都无关紧要。

创造的欢乐多于辛勤劳动所得的回报；克服外部困难的有意识的劳动，是生命觉醒了的首次获得的欢乐，而完成了的工作则是最大的喜悦。只要我们局部性地暂时地抑制住了自然，我们就充分发挥了生命的价值，胜利的果实因而奉献给上帝。这就是努力或者说行动中的意志的真正性质。”

人具有不可思议的天才，仅仅是因为他具有不可思议的劳动能力。力量可以征服环境。行动的准则则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任何环境都无法抗拒。行动为自己扫清了道路，使自己超越于一切对象之上，凌驾于幸与不幸、正义与邪恶之上。在这个世界上，能给我们带来欢乐的是我们的劳动能力不断强大，它把我们引向成功。人的智慧表现在他的行动之中，因为每个人都是他自我劳动的产物。里希特尔指出：“善行如一口钟，它清脆的声音回荡在天空中。”

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积极活跃而又富有同情心的接触和交往，比任何形式的苦思冥想和离群索居，更能充分地为将来健康而又精力充沛的行动做好准备。“通向天堂的生活方式，”斯维登堡说，“不是那种离群索居的生活，而是在现实中积极行动的生活。仁爱，包括在任何活动和工作中都诚实公正，听从上帝的旨意，这并不困难。但是，仅仅过一种虔诚的生活，是与通向天堂的路背道而驰的。尽管一般人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是通向天堂的。”他所说的话，对那些认为为在天堂中生活得更长久，就得发誓在尘世中忍受贫穷和过隐居生活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反驳。

对很多人来说，信仰纯粹是个口头上的言语问题。就言语本身而言，我们只说那些我们认为正确的话。但是，言语不会产生行动、思想和举措，也不会通向纯洁、善良和诚实。人们在宗教信仰方面的敷衍太多，而具有的勤勤恳恳工作热情太少。关于信仰方面的著作已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了，但是，体现在人的品格和行动之中的真正信仰比这些著书立说要有益得多。一个人如果不具备真实而又坚强的意志把他引向善行，他要么成为沉溺于声色享乐的玩物，要么成为一个游手好闲的无耻之徒。

当前，困扰着英国青少年的一个最大危险就是懒惰。那种称之为“文化”的东西实际上什么也不是。它或许是与最卑鄙下流的道德品质紧密相关，对权势者奴颜婢膝、摇尾乞怜，对下层社会和穷苦百姓则傲慢无礼。这些举止轻浮、懒散无礼的青少年没有任何信仰，不崇拜任何偶像，也没有任何志向。他们甚至对正义最终战胜邪恶也心存疑虑。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女性化了的男人，他们总是说“男女都是一样的”，“这没有什么意义”。其实男女并不是一样的，即使100年以后男女也不会一样。个体的生活反映着整个社会的生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职责需要完成，有自己特殊的工作需要去做。否则他将遭受痛苦，别人也会因为他而遭受磨难。他的懒惰传染给了别人，树立起一个极坏的榜样。毫无意义的生活只不过是一种过早的夭折，使人成为行尸走肉。

许多年轻人总是满腹牢骚，成天发个不停，却不肯采取任何行动，着手去做那些自己梦寐以求的事情。钱宁博士注意到了他们的这一缺陷。他悲叹着说，许多年轻人都会在一所绝望的学校中成长。生活有意义吗？当然没有，如果我们只是在无所事事中虚掷光阴，甚至连阅读也常常被认为是智力的浪费。他们对教养毫无兴趣，因此，你所见到的都是些怨天尤人、漫不经心和老于世故的青少年。他们的精神只对智力和精明感兴趣，喜欢对别人的行动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而他们自己却什么事也不做。他们对别人的认真和热情冷嘲热讽，这些理性的漂泊者被一种可悲的冷漠主宰着。他们的灵魂，如果他们还意识到自己有灵魂的话，是在随风飘荡、任意东西。他们不相信自己所了解的东西。这样的心灵所接受的思想当然不会产生任何行动。他们没有任何原则或信仰，信仰的成分全然被忽视了。他们没有信念，当然也不会有任何成就；他们没有效仿高尚人物的期望，没有获得高尚思想观念的热情，更没有拥有高尚品格的志尚。

拥有太高的智力，却毫无信念；拥有太多的知识，却毫无智慧；这些年轻人具有太多的“文化”，却毫无仁慈之心。一个国家可以只拥有优雅的举止，而不再拥有其他任何东西。知识和智慧有天壤之别，不能混为一谈，两者之间风马牛不相及。博学是否会产生智慧和善行，是大可值得怀疑的。费拉隆曾经说过，与其热爱好书，不如自己做一本活生生的好书。各种各样的阅读材料或许会给我们带来愉悦，但不能给心灵提供精神食粮。圣安塞姆说：“上帝往往成就那些没有知识的人的生活，因为他们追求的是神的事业；而不回应那些拥有才华的博学者的生活，因为他们追求的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一个伟大的法国作家给他的同代人描绘了这样一幅肖像：“在每一方面你都会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对信念和职责漠不关心，他们有的只是对感官快乐和金钱的热情，因为它们能获得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任何东西都可以用金钱来购买——良心、荣誉、信仰、观念、尊严、权力、体贴和自尊。所有的真理和所有的美德都只剩下巨大的残骸。而一切哲学理论，一切不敬神灵的学说，都已自我解体，被这种漠不关心的制度所吞噬。真理和谬误同样赤裸裸地被拖进了坟墓，而这座坟墓现在已空空如也，连尸骨也找不到一根。”

然而，我们将通过“文化”得到补偿。这是一个来源于德语的新词。很多人都崇拜“文化”。“文化”是他们唯一的信仰。这是一种经过了精巧的修饰的理智上的犬儒主义和怀疑论。持这种学术观点的人往往在生活中表现出一种极度的超越，就像莫里哀在《伪君子》中所塑造的那些人物，“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之感到惊讶”是他们的座右铭。他们嘲笑那些由来已久的美德，诸如勤奋、自制、充满活力和自助等。唯一的信念就是无情的否定。在他们那里，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崇拜，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期望。他们怀疑一切，自己什么事也不做，却对别人的工作全部否定。除了自己，他们不相信任何东西。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的上帝。

歌德是感性或者说是文化的创造者，但是，和席勒的一样，歌德的诗没有展示出任何行动。他的著作都是不结果实的花朵。他是一个只与女人的爱情做交易的商人。他通过自己的魅力使女人依附于自己。“如果他的心中没有了女人”，歌德的传记作家写道，“他就会像一个没有了解剖对象的解剖学外科医生。他曾经说过巴尔扎克的每一篇好的小说似乎都是挖掘了一个痛苦女人的心中隐私。巴尔扎克或许也可以用同样的话来回敬他。歌德幼年时期对自然史非常喜爱。他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曾经把花朵撕成碎片，想看看那些花瓣是怎样镶嵌在花萼之中；甚至还拔掉鸟的羽毛，看看它们是如何插在鸟儿的翅膀上。’贝蒂拉曾经对霍顿勋爵说他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过女人。他的所有情人，不论其地位高低，都强烈反对他的这种活体解剖方式。他的魅力是非凡的。或许是为了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他总是想表现出这种强烈的感情，在肆意夸张这种感情时他毫无顾忌，也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就像一个画家为了表现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这个典型人物所受的肉体上的巨大痛苦，在创作时往往会在他的身体肋部插进一根长矛。这种情况下，洞察秋毫的能力需要相当的冷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歌德，他就像《厌世者》中的英雄。当所要求的一定程度的激动已经抵临时，他把手指放在脉搏上，避开过分的狂热和高度兴奋。歌德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他把任何事情都当作冒险或爱情来考虑，习惯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待他所熟悉的任何一个女性，他发现减轻一种灾难或者失望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写出来。”（注：《歌德》，A。海沃德著。）

与富有的心灵相比，炫耀自己仅有的智力是多么的愚蠢啊！它无用、卑贱，干硬的躯体无法承载包含所有的理解能力，等待破译。如果灵魂无法给躯体增添湿度和活力、物质和现实、真理和欢乐，那么，它将只是一个死气沉沉的骨架，一些机械联系在一起的干瘪的骨头。每个人都会记得谦虚的牛顿所说过的一句名言。牛顿，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他创立了流体力学，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发现了光的可分解性。他感到自己只是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在他面前是无边无际的真理的海洋，这都等待着人们去探索。现在，哪一个哲学家会做如此坦率的表白呢？

“真理，”德梅斯特伯爵说，“人只能通过他心灵的精神去获得。一个善良的人往往会吃惊地发现那些才华出众的人总是拒绝接受那些显而易见的真理。这些人欠缺某一方面的才能，事情就是这样。即使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如果他对上帝没有敬畏感，那么，我们不仅不能征服他，而且也没有办法使他理解我们。”汉弗莱·戴维爵士也说：“在生活中，理性往往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它摧毁了人的感情，而代之以谨小慎微的原则。”

然而，关于职责的最广阔的天地是在文学领域和书本知识之外的。人，与其说是有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社会性的存在。人类文明的精髓是从社会交往中而来的，诸如礼貌、自尊、相互容忍和为了利他而自我牺牲。人类的经验要比文学宽阔得多。生活本身就是一本与生命共始终的书，不过，要读懂这本难度很大的书是需要智慧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维妮女士说，“文明的观念是与读书写字密不可分的。现在，只有愚蠢和无知的人才不会读写。但是，在50年以前，读书，除了最高形式的教育外，是例外的事情。那些极其聪明的男人和女人们，除了《圣经》外，几乎不需要凭借其他什么帮助，就可以提出一些极其难能可贵的思想。那时，即使在上层社会的女性中，读书也不是很普遍的现象。‘我的祖母在写字时，几乎不知道单词该怎么拼写。除了《圣经》外，她没有读过别的什么书，’一位很有鉴别能力的法国人说，‘但是，她比现在的女性要优秀和聪明得多。’”

在古代，通常会把一些职责交由男孩子去完成，以此作为一种考验。如果他失败了，这是非常有失体面的事情；如果他顺利完成了，那他也只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至于通过教育的方式把人类提升到一个非常高尚的道德境界这样一种梦想，”休·米勒说，“只是时代的一种幻想，就像幻想只通过一种炼金术的方法就可以点石成金一样。”

毕竟家庭是进行培训的最好学校。家庭生活是上帝用以熏陶青少年的手段，而家庭主要是由女性来营造的。“法国的希望”，奥尔良大主教说，“寄托在母亲们的身上。”英国也同样如此。但是，天哪，我们到处可以听到妇女们的大声疾呼，她们在抗议自己的女性气质，在竭尽全力地抛弃她们身上所具备的那些最为可爱的品格。她们要求权力——政治的权力，殊不知，世界的面貌完全是由她们在家庭中所造成的影响决定的。她们坚信选举的可能性，要求“给予选举权”。难道她们真的相信：如果她们拥有每3年或5年在议会代表选举中的选举权，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因此更美好吗？圣保罗给了待在家中和在家中劳作的女性荣誉勋章，因为他意识到家庭是社会的结晶体，家庭中的爱和职责是来自我们最亲爱的人的最好的保护伞。最近有一个作家，在描述了女性所应具备的天性之后，她指出，“看到现在的女性很容易被人煽动，去追求那些新潮的思想和工作，这真让人感到担忧。通向天堂的路，对她们比对她们的母亲和祖母要遥远得多。对她们来说，信仰是苍白无力的，她们没有把自己托付给安全可靠的上帝，也没有想着去完成仁慈的上帝所授予自己的职责，因而心灵空虚。”而这位作家本人就是个女性。

在最近发生的普法战争之前，斯托弗尔男爵受派遣去调查普鲁士和法国的舆论和道德状况。他在调查报告中指出：“军队中的纪律取决于社会和家庭中的纪律。普鲁士国家的青少年都被训练成了普遍服从、尊重权威的人，尤为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恪尽职守。但是，这些在法国家庭中不存在的纪律又怎能在法国军队中存在呢？而且，让我们看看家庭之外的圈子，在法国公立中学、中小学和大学中，我们是否采取什么措施使孩子们尊重他们的父母、忠于职守、服从权威和法律呢？更重要的是，是否使他们相信上帝了呢？没有，连与此相关的事情我们都不曾去做。其结果是，每年我们送到部队去的那些年轻人，完全缺乏宗教原则和正确的道德观念；他们从孩童时代起，就不习惯约束、服从，对任何事情都讨价还价、不尊重。然而，却有人伪称：只要这些毫无纪律毫无原则的青少年进了军队，我们就可以立即使他们习惯于纪律。这些人也承认军队中的纪律只不过是个人生活中的原则——即责任感、服从上级的指派、遵守政府的法令和各种规章制度。……在环境的压迫下，一时建立起来的虚假的纪律，持续的时间是极其短暂的，一旦面临严竣的考验，它就会立刻化为乌有。”不用说，事实证明，斯托弗尔男爵的这些话是千真万确的。

在英国，是否也在经历着同样的过程呢？规模不断扩大的民主潮流正淹没了那些与人相处的原则和高尚的道德品质。这个虚荣心极重的民族，到处炫耀着自己的财富、力量、资源、海军和其他军事力量以及在商业方面的优势。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在几年之中丧失殆尽。和荷兰一样，可能成为一个富裕但又相当弱小的民族。民族取决于组成它的各个个体。一个民族的公民，不论是个体或者集体，如果都不具备高尚的品德，不忠于职守，不崇尚荣誉和公正，那么，这个民族是绝不会因此而闻名于世。

德比勋爵在他最近的一次演说中指出：“一位品德极为高尚的人前天对我说，他认为，自从滑铁卢战役以来，那些使整个民族保持活力和强大的品质都在持续地走向衰落。虽然他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但从他的神态举止和说话的语调我可以推断，他认为想恢复这些品质已为时太晚，一场巨大的灾难犹如洪水猛兽即将降临。那些行将就木的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将不会看到这种情形。在一定的条件下，这场灾难是肯定会出现的。”

这些话语是一种严重的警告。是否会和100年前的法兰西一样，灾难如期降临呢？诺曼·麦克劳德博士最近指出：“目前存在的这种混乱状况是从1815年战争之后不久就开始的，如同宗教改革时期一样，时下处于多事之秋，令人最难以忍受。一方面，关于一切事物，包括社会的、政治的、科学的、哲学的和神学的陈旧的思想观念都已被打碎。尽管那些摧毁旧的传统的一方愚蠢而又自负，但是，人数更多的另一方，有着难能可贵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巨大的责任感。如果反复地思考，我们就会知道这些人有着对代表真理的上帝的坚强信念。至于苏格兰人，现在跟他们谈信仰还为时过早。我们忽略了一些大的世界性问题，争论平庸得就像粗野的女人在争论到底是滑冰鞋还是比目鱼。”

关于未来的前景，还有什么比看到那些男人和女人用一生的精力，把他们父辈早就深信不疑的基本原则理论化或加以怀疑而更令人忧虑呢？只有信仰这些基本的准则，他们的忠诚、善良和成就才会有保障。有两种思想，一旦被心灵所接受，就会改变我们全部的生活过程——这两种思想，一种认为尘世只是永无止境的生存状态的开端；另一种则认为今生活着的人还会有来生。每个人既可以选择善行，也可以选择邪恶。那么究竟谁的力量更为强大呢？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我们觉醒的良心和受到开化的意志。我们在完成各种各样职责的过程中或许无法避免困难和悲伤，但是，这些职责必须完成，而且必须心情愉悦地去完成，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善行给我们自己以力量，同时也激发他人去行善。善行是实干家的宝贵财富。因此，让我们振作起来，强化精神的力量，为将来的行动做好准备吧。这，就是人生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