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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十三章、金陵歌舞何时休?(四)

相比于社会总资金的数量,市场上的商品总数永远是短缺的。

这一铁律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表现得尤为明显——随着联盟国家的瓦解和社会秩序的崩溃,前苏联几十年辛苦建设积累下来的巨额财富,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因为当危机到来的时刻,苏联人民本能地把所有的钱投入零售市场扫货囤积,对于这样庞大而密集的瞬间资金流,任何国家的零售市场都是不可能承受得起,唯一的结果就是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飙升,与日常生活无关的商品则大面积贬值。

即使换成美国,也同样承受不了这样的剧变——就算当时美元依然是世界货币,但假如数以十万亿计算的美元涌出股市、基金、银行这些“货币蓄水池”,一股脑儿地奔向零售市场,那么整个地球的世界市场秩序也会瞬间玩崩:因为全球所有国家加起来,也没法在短时间内提供价值那么多货币的日常商品!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当政者有没有疯狂开动印钞机,令人精神崩溃的恶性通货膨胀都不可避免。

光是恐慌情绪从股市、基金、银行等各个“货币蓄水池”逼出来的巨额现金,就足以让市场完蛋了!

同理,在明末的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从而给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补上了致命一击。

——朱元璋建立明朝时,为了达到家业千秋万代的目的,实行了以农业为主导的国家战略。他不但在皇宫象征性的开辟了农田,还多次带着太子去视察农村,告诉他们这就是整个大明帝国的根基。

围绕着农业的运转,朱元璋设计了一系列制度,将全中国打造成了一个超级大农村。

明朝整个文官系统都围绕着农业展开。他们清理户口,丈量土地,形成了庞大的数据网络,作为收取农业赋税的依据。在农村中,每一定数量的户口就会选出粮长,他们的任务是负责收粮。收上了粮食之后,每个地方的仓库都有专门的大使(保管专员)。把粮食运到京城和边境的任务,也有专门的漕运兵和指定的某部分农民来完成。各级政府都有户口的数据档案。国土上的人根据各自的职业有相应的户籍,军籍和民籍不能混淆。农民只能守在自己的户籍地址上,不能随意移动,一切都有严密的规定。

为了对付北方的游牧民族,明朝初期保留了一支百万之众的庞大军队,但当时极度凋敝的国家财政,是养不起这么多军队的。朱元璋依然采用了非常农村化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屯田制度规定,每个卫所(军区)都有自己的土地,士兵们中的三成壮丁用来守城打仗,七成的人手用来耕田,自己养活自己。

大明朝廷当时直接给官吏发大米和布匹。因为老百姓交税交的就是米和棉花等农产品。关于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朱元璋也有一套办法——明朝的老百姓除了缴纳大米、棉花等税外,还要替政府无偿出力。所谓赋役制度中,赋是指赋税,役是指徭役,也就是空出一段时间给政府免费当劳力,比如修路、修水利等等。总之,农民忙时种田交税、闲时给政府搞基建,官府收粮交公,军队耕田打仗,手工业者大部分集中在京城里的皇家工厂打工。无论税收还是工资,发的都是大米、布匹。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没有任何变化发展的内部需求。这样一个超级稳定的静态体系,几乎就像木乃伊一样,理论上可以做到千年不腐。朱元璋显然得意于自己的驻颜有术。熟悉历史的人或许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对,这就是汉朝的经济制度。

但别忘了,汉朝的制度是为公元前的中国量身打造,到明朝已经过了一千五百年。二三十年前你拿着大哥大,那是人人羡慕的时髦富豪;现在还拿着大哥大出去招摇,就是人人嘲笑的老古董了。

以粮食和布匹为本位货币,在和平时代是非常不划算的——粮食会霉变,储藏起来每年都要大量损耗。而且大宗粮食运输起来也很沉重,从国内某地调拨到另一地的代价十分惊人。更要命的是,洪武年间,朝廷收入的粮食部分为两千九百四十万石,弘治年间为两千七百余万石,万历年间为两千八百多万石。现代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五十倍,明朝的财税居然两百年不动摇。朱元璋的木乃伊真是千年不腐。在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皇族俸禄、官员贪污等各项开销却逐渐增长,最终让财政陷入破产。

因此,到了明朝中后期,这套有些类似苏联战时经济的古董财政体系,变得越来越不堪重负,最后终于垮掉了。对此,明朝的有识之士把目光投向白银:如果把税收改为白银,农民交起来方便,运起来也方便。囤积白银既不会发霉腐烂,也不会被虫吃,无所谓损耗,而且白银运输起来也比运输大米方便的多。

于是,就有了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即明朝财政白银化的大改革。他的基本思路是将原有的税收和徭役全部合并。以前农民要出大米、出力气。推出了一条鞭法之后,农民只要交了白银一切都不用管。政府拿着钱再去请人盖房子、搞水利……至此,白银取代粮食,成为了维持大明帝国运转的血液。

可问题是,明朝的统治者缺乏现代金融知识,他们只是把白银当作一个很方便的管理工具,没有想到白银和粮食是不同的——它不是消费品,而只是一种货币,代表的购买力随时随地都在变动!

——无论在江南还是在塞北,一石粮食都能让一个人吃上起码三个月。可如果换成一两银子,在江南和塞北能够买到的商品数量,可就是天差地别了!

举例来说,财政白银化的改革之后,农民从原来的把十石米运到边境交给军队,改为上交相应价格的白银,政府拿了白银再去买大米给边防军队。表面上看,前后好像一回事,其实里面大有文章。

按照程序,河南、山东等地农民按照当地一石米五钱银子的价格缴纳赋税。然后这些银子被朝廷送到边境。可是边境市面上没有那么多粮食,米价势必上涨。五钱银子肯定买不到一石米,军方的利益无形中被损失掉了。更为严重的是,以前的前线军队都囤积粮食,白银化改革之后,大家都认为,有了钱可以买到任何东西,没有必要囤积粮食。边疆一有战事,军队要出击,必须临时购进大批粮食,导致粮价飙升。平常五六钱一石的粮食,到了这个时候会涨到每石三两白银!结果军费开支无形中变成了原先的六倍。而给朝廷官吏发工资的麻烦更多,北京城里每到朝廷官员发俸禄的时候,粮食、蔬菜等日常必需品就价格大涨。最后逼得朝廷不得不专门颁布规定,有一部分人拿了俸禄之后不准在市区买菜,要跑到郊区去买。

上述这些情况,还只是短期的物价波动。至于长期的物价变化趋势,则更加令人担忧——自从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后,因为外国人对中国瓷器、丝绸等特产的渴求,欧洲人从美洲发掘到的金银,还有日本岛上挖出的银矿,都在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其总数至少高达几亿两之多,相当于一轮规模巨大的量化宽松。

但奇怪的是,尽管几亿两白银流入中国,导致货币数量翻着跟头往上暴增,但明朝的商品价格却依然常年低位运转,没有引起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朱元璋时期,江南一石大米的价格为两钱五分白银,折合铜钱二百五十文,明朝中期才涨到五钱银子,这个价格接下来又维持了一百年左右,直到万历末年之前,除非遇到特大自然灾害,江南的大米价格从未超过每石一两。而其他食品的价格也不算太贵:鸡肉每斤四五文、猪肉每斤七八文、香油每升十文。一两银子就能让一户人家办流水席了。

同样是一两银子,在万历皇帝和康熙皇帝的治下,其实际购买力差了十倍都不止!

由此可见,尽管晚明白银大量涌入中国,但明朝的货币流通量和商品数量依然常年保持着协调——很显然,在没有工业革命也没有海外殖民的情况下,明朝的社会生产力并未得到爆炸性提升。、

所以,如果物价依然能够保持稳定的话,那么合理的解释就只有一个:大部分白银并未进入市场流通,而是被封存了起来——虽然大明的贵族、官宦和富翁,都知道白银可以作为货币使用,但出于中国人喜欢攒钱的本性,更多的还是把它收藏起来。各位老爷富户们,每年的进项若是有富余,要么拿去置办田产,要么变成了银锭藏起来,根本舍不得花出去。比如山西晋商就曾经把白银铸造成几百斤重的大银块,储藏在地窖里,号称“鬼见愁”(小贼摸进去了也偷不走)。即使是普通人家,有了银子也多半都是藏起来备用。

于是,天文数字的白银,就这样沉睡在官宦勋贵和地主士绅的府邸里,无形中充当了调节货币的中央银行,使得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数量始终有限,保持了大明物价的稳定,也保持了白银比价的坚挺。

但这种虚假的物价平稳形势只是暂时的,到了天启年间,百年不变的物价终于开始了飞速上扬。

——自从万历末年女真兴起的萨尔浒大战之后,大明天下开始变得纷乱起来。明末小冰河期的自然灾害随之降临,大幅度地减少了粮食产出,而货币数量却并未减少,于是粮食价格开始上涨。到了天启元年正月,皇宫贴出告示要选妃,引起民间一阵恐慌,为了不让女儿被太监抢入紫禁城,一股紧急出嫁的风潮席卷北京。要结婚就要置办东西,摆宴席用的酒水鱼肉立刻成了紧缺货物。仅仅一个月之后,隐藏已久的物价通胀破土而出,日用品价格一飞冲天——从这时开始,北京城里的一两银子再也买不到一石米了。

由于此时市面上的白银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商品数量,所以一根小小的导火索就引爆了整个帝国经济体系。这一过度的市场反应很快引起了大范围的恐慌,整个市面上的所有货物,从粮食到布匹,从土地到房屋,都开始了全面的价格上涨。而这又进一步刺激了那些手里屯着白银的人——银子不值钱了!怎么办?当然是火速抛售脱手,囤积粮食布匹之类的消费品,结果就是进一步的恶性循环,使得银价愈发往下掉!

在天启年间,由于帝国朝政还能勉强运转,所以恶性通货膨胀虽已开始,但涨价速度还不算很快。

等到了战火纷飞、大旱连年的崇祯年间,因为肆虐于内地的流寇和天灾进一步破坏了农业生产,而社会秩序的混乱又迫使人们纷纷开始囤积物资,曾经沉睡在地窖里的白银大批流入市面,参与交易,结果就导致市场上的商品缺口越来越大,各种物价自然火箭般飞速上扬,一石米卖五两银子都是常事了。

如果是在现代社会,面对这种可怕的情况,政府就要动用战略物资储备库来平抑物价了。问题是,明末的朝廷官仓早已被贪污了个精光,崇祯皇帝手里根本没有这样的物资储备。所以他在宫里只觉得越发钱下面就越缺钱。面对这种情况,哪怕手里的钱再多,也会给得心里发毛,更别提他手里其实没几个钱呢?

于是,崇祯皇帝不断地催征更多白银,还多次责怪地方官府在催饷方面办事不力。可身居九重的他并不知道,在农业生产力急速倒退,粮食产量持续下降的情况下,越是拨发更多的白银,物价就越是暴涨,银子就越是显得缺乏,朝廷发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市场涨价的速度——这跟蒋委员长印金圆券发军饷的道理是一样的。在崇祯元年,每年三百万两银子买到的物资,或许可以在辽东维持十几万大军连续征战,但等到崇祯末年的时候,由于物价暴涨的缘故,每年五百万两银子可能都不够区区三四万关宁军糊口了。

不要以为白银就不会贬值,事实上,在明朝晚期,白银的购买力坚挺程度还不如二十一世纪的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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