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九章 婚礼的尴尬(1 / 2)
小苏此时问到:“庄哥,此句话是不是可以改为:我们要致富,更准确些?”
大家都看着我,我回答:“要和能,一字之差,内涵区别巨大。对于小苏你来说,要致富肯定准确些,但更重要的是,确定能致富的信心,才是我们最根本的东西。”
“我也只想到要致富上,你说的能致富,是怎么考虑的?”李茅也提出疑问,说明这个问题需要专门解释。
“国强民富,是正相关的,不要说我们中国几千年历史,大家都有这个共识,就是国外的发展,这也是共识。在这点共识上,所有兴盛的王朝和其他国家都有,对今天的中国,不具备特殊性。所以,我们要致富,不算是特点了。但我们能富裕,这可是非常难得的,体现了今天中国的独特性。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落后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具备这种迷之自信,非常少见。正是这种自信,中国在保持中华传统的情况下坦然地面对世界,我们利用了西方的现代化,但没有被西方彻底改造,这是真独特。”
大家的目光中,我看出了不理解,但也看出大家对我的说法有兴趣。有兴趣就好办,不理解,可以打比方。
“我来举例,在座诸位,假设极端化我们的特点,就可以分出三种不同类型的人。比如我和李茅,可以称为保守派,无论怎么现代化,我们都想保留中国文化的某些基因,我们熟悉这个、我们习惯这个,当然我们有时也维护这个。这个保守,虽然也想富裕,也想现代化,但这种现代化和富裕,一定是想做一个富裕的中国人,而不是想做一个世界公民。”
李茅点点头:“我不算保守,但我父母那一辈,是真保守。他们只想做中国人,不那么富裕,也可以忍受。”
“而然然和妍子呢?可以称之为现代派。只要能够现代化,做哪国人并不特别重要。这是世界公民学派,当然今天的所谓现代派,主要是指西方派,因为西方是现代化的发源地。西方的一切,都代表着现代化,所以,对西方文化的信任多一些,亲近感强一些。对中国的传统怀疑多一些,反思多一些。”
然然说到:“庄哥是打比方,用的是极限法。虽然我们没有那么崇拜西方,但我父母,却是极度的西式生活迷,尽管他们没在国外生活过。”
“然而,小苏夫妻俩,是实用派,只要能致富,管它中西,努力挣钱。所以,我和李茅、然然和妍子,折中自己的倾向,向你靠拢,我们成了合伙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最大公约数是:我们要致富。”
小苏笑起来:“那我们就是中间派别哟,所以大家才向我靠拢?”
“不,你不是中间派,我们三类人都隐约有个特点,内心相信我们能致富。我们相信政府能带我们致富,我们自己能够挣钱,对不对?”
小苏的夫人说到:“要不相信能挣钱,我们那么努力干嘛,等政府救济呗。政府要不相信我们老百姓自己能发财,要个体户干什么?全是国企大集体,平均分配呗。”
“精辟!”我不禁大加赞赏:“你说到根上去了,政府对民众有信心,民众对国家有信心。信心从何而来?难道不很特殊吗?”
妍子也说到:“是啊,发财还是要在中国啊,我在国外读书,有本事的,很多都回来发财了。我这没本事的,也算是试着赚了点小钱。”
然然也说:“对的,如果我在国外,就这几年,要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概率太小了。”
“那么,这种国家和民众的信心究竟从何而来呢?我想主要从三个方面而来。第一,从历史的对比中来。近百年来,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对世界摧枯拉朽,无往而不胜。历史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日本,在工业化面前完全丧失了文化自信,完整而彻底地脱亚入欧,完全西化,进入到工业文明。抗日战争,是两种文化的对决,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对决。中华民族到了存亡之际,我们幸运地熬过来了,我们虽然有点侥幸,但毕竟没有完全丧失文化根基。抗美援朝,我们虽然惨胜,但充分证明了我们的生机。这究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就不能简单否定了。但这些历史对比和经验,起码让我们没有简单地抛弃中华文化的特点,至少,它还有存在的空间和理由。我们毕竟胜过,对不对?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受过五胡乱华的冲击、受到蒙古元朝的洗礼、经过满清入关的考验,不也存在吗?因为,中华文明本身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允许革新发展的文明,所以,对外部冲击的耐受性比较强,所以生存能力比较强。这是我们五千年文明不中断的重要原因。”
李茅问:“这就是你所说易经的特点:生生之谓易?”
我点点头:“从哲学和思想基础上,中华文明就给变化留下了空间,这是它伟大的地方。第二,从现实的效果来看。政府的政策是不是让老百姓富裕了呢?是的。老百姓自己的努力有没有效果呢?是的。同样的中国人,在国外发财容易呢还是在国内发财?国内。我们全面开放,引狼入室,我们被吃了吗?没有。在我们民众富裕的过程中,虽然拉大了贫富差距,有人抱怨甚至泄愤,还发生过学潮事件,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比以前几十年富裕得多。挣钱的径无非两个,一个是分配,这是政府的事。但这也往往走向零和博弈,你多了我就少了。另一个是发展,这可以做到双赢,企业赚钱、人民有工作涨工资,政府税收好,这是多赢,所以,改革成功,就在于它是普遍增量的。中国人是最现实的,最现实的人最适合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有效性理论中有一个基本的假设:每个参与者都是经济中的理性人。中国人的特点,完美地满足了这个特征。”
小苏的夫人讲到:“我奶奶说,今天她过的生活,比过去的地主好十倍。”
她的话题引起了妍子兴趣:“你奶奶跟你讲过过去的地主是怎么生活的?”
“张家石盘的大地主啊,家里有地七八百亩呢,那叫有钱!”小苏的夫人模仿她奶奶的口气说话,把这个讨论变成了话剧表演:“要说他家有多少钱呢?我们也不清楚,只晓得,腊月腌肉啊,要用好多盐,用过的盐水啊,再也不用了,直接倒掉,里面还有白花花的盐!”
她的语气、神态、表情一出来,我们觉得,她没有学表演,可惜人才了。妍子哈哈大笑:“盐水用过了,当然倒掉,难道还要留下再用不成,那多脏?”
我着重地告诉她:“晒干了,是可以吃的。”然后用语重心长的口气教训到:“年轻人啊,不晓得甘贵,油盐钱啊,我小时候,父母都操心过。”
“去去去,整天哭穷,好像你小时候多不得了似的。”妍子嗔怪到,其实,我说的是实话。
“那第三个方面呢?庄哥?”这次是然然发问,估计我的前两点理由也部分说服了她。说服学院派可不简单,我还有点小小的成就感呢。
“第三个方面,就不得不涉及到中国人的文化特点了。各国人民都自我吹嘘自己民族的优秀品质,什么勤劳勇敢无私神圣之类,我们自吹也不少。但我认为,在中国人的思想血液中,至少有两点,是信奉到极致的:勤劳和智慧。中国人是这两点最忠实的信奉者和最彻底的实践者。我们自古就有耕读传家的传统,耕就要勤劳,读就长智慧。反过来,我们共同嘲笑的缺点中,最被嘲笑的就是懒惰,你可以迂腐、可以贫穷、可以倒霉,但你绝对不可以懒惰。懒惰是所有人都可以嘲笑你的,相反,勤劳的人,会得到所有人的赞美。智慧,从制度上讲,科举为读书搭建了成功的桥梁;从信仰来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两个特点,不是我故意夸大,妍子,你在美国呆过这多么年,你有直观感受吧?”
“那倒是,先说勤劳吧。中国人开餐馆,墨西哥人也开餐馆,中国人可以晚上不休息,节假日不休息,只要能赚钱,可以整天不休息,这老墨哪里受得了?这样竞争法,他们都得要倒闭。但是除了中餐馆,几乎没有西方人这样勤奋的。所以有老墨才推动美国政府立法,强制餐馆限定营业时间,中国人可以不休息,但他们可受不了。中国人赚钱,可以不要命!”在大家一阵哄笑中,妍子继续说明读书的问题:“全世界也没哪个国家,像中国人一样重视教育的,虎爸虎妈就不说了,只说跟我们一起读书的,有的家庭根本不富裕。有的同学,在美国读完本科,家底基本就空了,后来还要贷款上学,自己还要打工,这种重视程度,无人可比。当然我是不行,但我们华人,在美国读书的,平均成绩,比西方人要好得多,这是肯定的。我们聪明,更努力。”
妍子这些鲜活的例子是最生动的,但为了给然然和李茅以冲击,我还得照顾理论的完整性。我总结到:“我翻看中国《二十四史》,发现中国少有五十年内不打仗的,要不外敌入侵,要不发生内乱。但有一个现象,只要给中国人五十年真正的和平,政府休养生息,人民会自动发展。五十年的和平,会让中国自动富裕。一百年不折腾,中国必定最强大。这就是我这两年学习历史的结论。”
还有啥说的?把历史都总结了,话题也到头了。
我们再次确认了婚礼前期的准备事项,就各自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就打电话问班长,一来向他汇报我来北京的事项,二来向他打听金姨现在在不在家。结果,他说他与李茅有交往,婚礼他要去祝贺,并愿意帮忙。这就好多了,班长的组织协调能力,比我们都强。当然,金姨今天在家,我们正好要去拜访。
当我们到金姨家时,妍子和金姨兴奋得不得了,抱在一起,都要流泪的样子,按过年的标准,拜年给红包,因为还在正月,这还应景。金姨感叹到:“全靠你们的妈妈,知道我过年不好过,她一回北京,就找我玩,你们昨天到北京,今天就来了,是不是你妈命令的?”
“金姨,你瞧不起人!我和我哥早就定好的,一定要给你拜年,这还需要我妈说?”
过年就要有过年的样子,我们三人一起下厨房做菜,让保姆在客厅看电视休息,我们又是菜又是饺子又是汤圆的,好像又过了一次年。
吃饭时,金姨说到:“春节,这是第二次这热闹了。陈经理两口子,大年初一就在我这过的,也像你们一样。小庄,你给我介绍了个好人!”
“金姨,陈班长就是我亲哥,你就是我亲姨,一家人当然得像一家人嘛。”我谦虚到:“其实,他比我亲哥还要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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