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七五章 东夷乱 上(1 / 2)
有一道简单的算术题:甲乙两方打仗,双方各有六人。甲方俘虏了乙方两人,双方对比为6∶4。如果甲方把俘虏的两个人纳入自己的队伍,则双方对比就变成了8∶4。
我们回顾一下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军与解放军的实力对比: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国民军有430万人,解放军为127万人,实力对比为3.4∶1。
一年后的1947年6月,国民军有373万人,解放军为195万人,实力对比为1.5∶1。
1948年2月,国民军有365万人,解放军为249万人,双方实力已经接近。
到1949年1月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军只剩下204万人,解放军则上升到358万人,形成了压倒优势。短短两年多变化如此之大,除了解放军在战场上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歼灭大量国民军之外,通过教育改造,把大批国民党俘虏兵转化为解放军战士,是加速双方实力对比转换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在战争中融化俘虏,改造俘虏,补充部队,是解放军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
此外,众所周知,人权问题在西方国家里从来不是问题,他们主张love & peace,主张内心平和少点纷争,主张各国遵守日内瓦公约,但是在一战二战那个纷争的年代,西方列强在侵略和扩张的时候就立马撕开了友善的面具:
几十万二战被俘盟军遭受着“巴丹死亡行军”和“泰缅死亡铁路”等虐俘大大小小的暴行,简直惨无人道。
相反,作为被侵略的华夏面对战俘一直都是怀揣着“宽大矜怜之意”,“妥为待遇,以示博爱”,恪守日内瓦公约,守尽人道主义和善心,这足以令虚伪的西方列国汗颜。
华夏在对待战俘上的做法,绝非只是做做样子,而是有蕴含其中的大智慧。
“战俘营”变“收容所”——1962年,解放军在边境吊打印度军后,俘虏了3968人印军,其实战前很少有人能估计到居然能抓这么多俘虏,不过解放军还是严格按照传承下来的优待俘虏政策和《维也纳公约》对被俘人员给予了超规格人道主义待遇。
比如战俘营还没建立起来的时候,就有被俘印度军官进行抗议,说不能叫战俘营,因为中印之间尚未宣战,所以他们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俘虏,这一任性的抗议理由让解放军觉得好尴尬。
不过在请示上级之后,出于适当的照顾一下情绪以方便其后管理的考虑,解放军还是把“战俘营”改成了“华夏XX边防部队印度军人收容所”。
有人认为这已经很不可思议了,结果后面还有更匪夷所思的抗议。比如,廓尔喀族的战俘为了抗议战俘营供应的粉条不好吃,曾绝过食;而某一个战俘营的印军战俘为了抗议解放军看守“严格管理”,还曾发生过冬天拒绝穿棉衣拒绝盖被子的情况……
总之各种各样抗议理由非常神奇,这哪是战败的俘虏能做的事情。解放军二话不说,超规格地成立了多个战俘委员会,由战俘自己参与管理、伙食、文体活动等,这种情况逐渐改善。
对战俘的待遇是:吃好住好玩好,生活上处处给予优待,最后还遣返回自己国家,这样的华夏简直没谁了。
这其实是瓦解敌军的新策略,而且是非常有效的策略。
伟大的毛爷爷曾经说过:瓦解敌军是与军队作战同样重要的战胜敌军的重要武器,同时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也讲道:“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
而宽待俘虏就属于瓦解敌军的重要内容。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因为坚决执行毛爷爷的宽待俘虏政策也起到了诸多积极作用。
比如,1984年4月29日,解放军119团在搜索残敌时俘敌1名。最开始,这名俘虏相当害怕,某排长谢玉洪和肖坤立拿中越文对照的宣传纸片给他看,给他包扎伤口,给他干粮吃,给他水喝,使这名越军情绪稳定下来。
这时越军纵深迫击炮从两个方向进行炮击,处境极为艰难。营长李治福亲自给这名俘虏做工作,俘虏准确地在地图上指出了越军两个迫击炮阵地位置,随后炮兵很快摧毁了这两个炮阵地,有效减少了部队的伤亡。
首创战俘奥运会——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俘获了大量的“联合国军”。于是,志愿军在朝鲜北部的碧潼郡建起一个较大规模的战俘营。
1952年11月15日至11月26日,人民志愿军俘管处从全部6个战俘营的13107名战俘中,选拔出500名(1254人次)优秀选手,举办了一次史无前例、极其特殊的“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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