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1 / 2）

1

母亲生下我后没足月，就得外出做临时工，只能由患了眼疾病休的父亲带我，他也抱我喂我。父亲有权把我弄成残废，甚至闷死我，摔死我，就像很多人家对女婴那样，诿说不小心就行了，但是他没有。我生下来还不足四斤，身上尽是皮和骨头，脸上尽是皱纹，两只眼睛显得极大。经常我一个人躺在冷清的床上，没人管。无人时大姐故意掐我，把我弄哭，我的哭声不大，但声音尖又细，眼泪特多，一哭双手背盖住双眼。五哥还是个小男孩，四岁，不懂大人那么多怨怨恨恨，到我身边哄我，和我玩耍。

我尚在襁褓中，在法庭上从母亲手中，扔到父亲怀里，扔到生父的手中。挤眉弄眼的邻居们哄笑着，无事生非就闹得天翻地覆，有事更往火里添油，这场笑剧中的道具就是我，一个又破又丑的肮脏皮球，被踢来踢去。

“那么说，我一落地，就被抛弃了？”我插的唯一一句问话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惊异。

“不要这么说，你父亲是个好人，心地善良，官司没打完就决定留下你。”母亲说，“小孙也要你，愿承担一切后果。”

大姐帮父亲写的状纸，她说她是证人。父亲在法庭上，却变得犹犹豫豫。母亲否认小孙诱奸的罪名，说是她的错，是她一个人的责任，要判罪也是她一个人的事，和小孙没有关系。

小孙向以前没见过面的父亲道歉，他对法官说，不管母亲离婚不离婚，他每月负担孩子的生活费。而父亲本来就不情愿打官司，情愿撤诉。法院一看这官司没法打，改为仲裁解决。

父亲一回到家，就说不该听从别人的主意去法庭告状。他让母亲做选择，甚至愿意放走她，同意她带着小女儿一起去跟小孙，自己一个人带其他的孩子。这也许是父亲一时说大话，表示大度，可是母亲真的被父亲感动了。她想走，却怎么也狠不了心，她离不开其他五个孩子，父亲因眼疾已不能继续在船上工作，她必须留在这个家。但是她要这个家，就意味着失去小孙，也不能让小孙见孩子，这也是她不忍心做的。

小孙知道了母亲的痛苦，很绝望，但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房子里没开灯，暗暗的，几乎看不见母亲的脸，但我能感觉到泪水从母亲的眼眶里往外淌，抽噎使她说话很困难。可是我对她的痛苦无动于衷，我第一次听到母亲坦陈我出生的耻辱，又气又恨，准备把心肠硬到底。

忽然，卷烟厂的蒸汽锅炉又放余气了，轰隆隆地怪叫，震得附近破旧的木板房一摇一晃，好似随时都可能在声波冲击中坍塌或飞升天空。工厂汽笛震耳尖叫，每天会有几次，半夜也会突然嚣叫起来。平时习惯了，倒无所谓，这阵却像是有意来阻止母亲的回忆。

既然如此，只有想办法把我送掉。第一次送的是母亲当年纱厂的工友。

母亲说，“她家两个儿子，没女儿，经济情况比我家好，至少有你一口饭吃，还没人知道你是私生的，不会受欺负，起码不会让哥哥姐姐们为饿肚子的事老是记你的仇。你不在跟前，他们也会对我好一些，听话一些，家里少些吵闹。”

我好像记得曾经有个女人，深夜为我换内裤，那时我老尿床，她确实比我母亲对我好。

“你记得的时候，已不是你送到她家的时候，而是后来，是她想你，把你接回去耍几天。你只有半岁时才是真送给了她。”母亲说。去了没多久，她丈夫就被抓走了，说是有贪污行为。灾荒年人人弄吃的，啥子办法都想尽，查起来，也是啥子办法都有。能躲过就躲过，能栽害他人保自己就栽害他人。反正，他被人栽准了，判了三年刑，送农场劳教。母亲只好把我抱回来，那个女人没法留我了。

母亲不会扔我到山坡上或江边，但一定还送给这人或那人过，甚至可能把我送到孤儿院去过。都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送成，最后我才无可奈何地被留在了这个家里。

仿佛还记得我很小时，有一次，我到中学街上端去等一周才回家一次的母亲，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坐在一坡任何人都能看见我的石梯上，不敢哭，怕一哭，被人知道是迷路的孩子，被弄走。我装得像没事似的坐在那里，结果被三哥瞧见，揪了回去，向已经另路回家的母亲告了一状。我被母亲赏了两巴掌，狠狠骂了一晚。惊吓代替了早先回不了家的担忧，一句解释的话也说不出来，哪怕我会说，也申辩不清楚。回家就行，有家就行，不管这是个什么样的家。

我小时那么怕陌生人，一见陌生人内心就紧张害怕，长大了，还是照旧，想必是小时惊惊恐恐怕失去家的缘故。

这一切实在太浅显，谜底早就候在那里，等着我揭来看，只是我傻傻地从未追究到底。于是我说：

“那我要见他。”

母亲早就等着我这么说，她一点没惊讶，站了起来。

我不知道母亲要干什么，身体不自觉地往后缩，贴紧墙。

母亲走到关严的门旁，看看是否有人会听见，然后转过头，对着我低声说：“我已安排好了，明天下午我带你到城中心里去见他。”

母亲最近几天来，总以上二姐家为名去城中心，原来就是这个原因。算起来，母亲已有多少年，十六年，十八年，不知有多长的年月没有见过我生父了？我发现她去开门的手都在抖，接连拉了三下门闩，才把门闩拉开，她的手停在门闩上，再没有力气去拉开房门似的。

为了我，母亲才去见一个她肯定很想念但又不能见的人。

2

应当是我的归属已定之后，他们决定见最后一面。在江对岸新民街那两层楼的木板房，他住楼上靠街的一间。他和她相拥在一起，两人比以前任何一次更难分难舍。街下是一条马路，过路的人和车，那天像赶集一样多，喧闹无比。有人死，在放鞭炮，哭丧婆在喊天喊地，有队伍敲着锣鼓打着铜钹送喜报，表扬城市的人“自愿”响应政府号召回到农村去，农村灾荒年后人口大减，缺少劳力种地。他们听不到，他们被彼此的身体牢牢吸住，被彼此的呼吸吞没，赤裸的身体上全是汗粒。在他们从床上翻滚到地板上时，身体还紧密地连在一起。

那时，我被母亲搁置在哪个角落？

竭尽全力，高潮就是不肯到来，第一次如此放任，第一次不怕有孩子闯进屋，不担心孩子半夜突然醒来，第一次没有偷偷摸摸，却如此困难，是他们没想到的。他从她的身体上滚到一边去。她掉过脸去看他，眼神好像在说：我们没有其他的路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回告别了，每一次都是最后，但这次经过他精心安排，趁家人都不在时，却是一点也不成功，他身上余存的浪漫气质，被上法庭之后的种种折难消磨殆尽。这个下午比任何一个下午，都过去得迅速。

当他和她踩着满地的爆竹纸屑，照旧是一人在前，一人在后，生怕被人瞧见，穿过一个人没散尽的菜市场，到一家担担面摊去。面摊很避街，在一坡石阶的巷子里。

热腾腾的面条端上来，两人只看碗，盯着面吃。屋里接出路边来的灯，还没远处的路灯亮，两个人的头影投在方桌上。面还未吃一半，她的眼泪如雨珠般往碗里滴落。“姐，别哭，你这样，叫我啷个办？”他说。

“没事，没事，过一阵就好了。”她说。

“女儿交你了，”他说，“你看嘛，你今后说不定还得靠她养老送终，我是没指望的了，法院规定成年前不让我见她。你看你比我有福气，起码得了个孩子，我呢，啥也没有，人财两空，一场空欢喜。”

他想安慰她，殊不知说得很糟糕。她一边忍住眼泪，一边说：“我不是为你哭，别以为我离不开你。”她勉强笑了笑，“离了我，你也能活，我也是，那个小东西，她能活就活吧，看她的命了。我马上就老了，你还这么年轻，找个人安个家。”

她见对方未有反应，忍不住说：“你答应呀，好好过日子。”

他是不哭的，总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这次他做不到了。

识字不多的母亲也知道，忍字，是心上一把刀。为了互相帮助斩断情丝，她不再在塑料厂干活。母亲求另一段的居民委员，被介绍到一个运输班班做临时工，那个运输班班在为山上一家工厂干活，路远，只能一周回家一次。

在这次告别后，小孙也调到江对岸城市另一头，市郊火葬场附近的塑料厂，从小干部撤职变成工人，在车间做下料工，裁石棉板，那工种带毒，没有人愿意干。

母亲抬着石头，有一次就当着建筑工地上所有的工人号啕大哭起来。

“你抬不动，就别来吃这碗饭！”

“抬累了休息一阵就好了。”

那样话在母亲耳边都等于白说，她根本未听。她的一身都被汗水湿透，用她的话说，腰带上下的衣服从来没有干过。她一天只吃两顿，肚子饿得咕咕怪叫，脸上被虫子咬得斑斑红点。她拒绝着听空中隐隐传来的他的声音，他在说他在想她，他要见她，他不能没有她，她也不能没有他。她拒绝听，如果她性格软弱一些，狠不下心肠，如果她不强迫自己耳朵聋，她就能听到，她会立即扔掉扁担，比任何一个热恋中的女人还要疯狂，不顾一切地冲下山去，冲过江去。

母亲会的，但她更明白，她的生活中没有自行其是的权利，必须对子女负责任。她的头发在脱落，腰围在增大，背在弯，肩上的肉疱在长大，她的脸比她猜测的还飞速地变丑变老，她很快变成了我有记忆后的那个母亲。

这个被母亲用理智撕毁的场面，需要我以后受过许多人生之苦，才能一点一点缝补起来。在当时，我怨母亲，我不愿意理解她。母亲给我讲的一切，没有化解我与她之间长年结下的冰墙。可能内部有些开裂，但墙面还是那么僵硬冰冷，似乎更理由十足，这是我一点也没办法的。

3

这个城市大部分街道是坡坎，不适合骑自行车。于是历来就有手握一条扁担两根绳子的“棒棒”，站在车站码头主要交通路口，耐心等着人雇用。

除了出大力流汗的挑运棒棒，这城市也有不少闲人，于是也就有了茶馆。差不多每个地段都有一个，主要大街上能数出好几家老字号的茶馆。“文革”中禁开茶馆，现在又遍地都是。泡茶馆的人并非一律老人男人，半大青年也有。人一进茶馆，一壶热茶暖融融，便有了几分生机，嗑嗑瓜子剥剥花生嚼嚼辣椒豆腐干，与人天南地北地瞎聊一阵，磨蹭够了，伸伸懒腰，拿起自个烟袋，慢悠悠走着，是一种享受。重庆人再穷，也要想办法弄几个辣椒来吃，吃得满嘴满脸红涨，这点享受，是对命运的不服气，是一种自我伤感的放纵。

在上半城一个临街口的茶馆，我和母亲隔着方桌相对坐在长条凳上。没两分钟，盖碗茶还未送来，一个瘦瘦的中年人，逆着光从门口走进，个子较高，但背有点佝偻，对直朝我们坐的桌子走过来，在我和母亲间的位子坐下。我警觉地看着他，心跳得眼睛几乎看不清了。他虽然刮过胡子，衬衣干净，外面套了件颜色快褪尽的中山装，也掩不住一脸的沧桑。不用辨认，就是那个总跟在我身后偷偷盯着我的人。